在持社会作用观的学者中，20世纪60年代以来具有较大影响并号称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作指导的音乐社会学研究学者，首推前苏联音乐学家阿诺尔德·纳莫维奇·索霍尔（A. Sochor）。在索霍尔的影响下，一大批前苏联及东欧学者的音乐社会学研究在音乐的社会作用范围内展开。其中包括果洛维斯基（головиски）、阿列克辛耶夫（алексинев）、马雷舍夫（марешев）、克罗金（крогин）、左罗托夫（левый Ротов）、奥尔特里基（ортики）、列维依（Левий）等以及保加利亚的巴伏洛夫（Павлов）、前东德的尼曼、匈牙利的维坦尼、波兰的乌尔班斯基（урбанский）等人。

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声音记录技术革命性地发展，钢丝录音、磁带录音、光电录音取代了早期的机械录音，立体声唱片及其电子还原系统取代了早期的机械还原系统。二战后，唱片工业空前复苏，音乐的商品价值呈爆炸性的膨胀趋势。这一切必然刺激音乐的社会影响在新时期呈现高度的活跃状态。在这个时期，有一个重要的传播新特点，即大众传播媒体（唱片、电台、电视台）已经介入了音乐传播，致使音乐传播的时空距离空前扩大。音乐对社会的作用（无论是所谓正向作用还是负向作用）和效应日趋明显和突出。所以，以前苏联索霍尔为代表的一大批东欧音乐学者们，是用音乐的社会作用观思维、带着“音乐社会干预”和“音乐社会控制”的目的进行音乐社会学研究的。东欧音乐学者们当时的主要所指，是西方的音乐影响。由于大量的西方现代大众音乐（摇滚乐、爵士乐）通过各种传媒渠道（唱片、广播）涌入当时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并在年轻一代人中起到了不小的冲击波，引起了意识形态部门高度的、多种的忧虑。20世纪60年代以来，索霍尔用音乐社会学和美学理论作武器，试图在东欧社会主义音乐文化领域里建造一堵抵御西方“文化侵略”的大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