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考察了我国高校评价制度的产生背景与社会构建机制，指出我国高校评价是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分化产物。文章还清晰梳理并呈现了，我国陆续建立以大学科研能力、本科教学、学科发展以及学位点为评价客体的多元高校评价体系的社会构建机制。作者继之分析认为，我国现阶段所构建的高校评价在范式上具有管理主义倾向，在指标体系构建上具有对所依存社会情境抽离性与碎片化特征。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我国高等教育“双一流”建设，作者提出了相应的高校评价改进策略。

关键词

高校评价;社会构建;制度分析

一、我国高校评价产生的制度背景

关于我国高校评价的制度起源，学界鲜有专门论及者。笔者以为，我国高校评价的日益制度化，是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到一定阶段后必然产生分化的产物。

国内外不少学者认为我国高等教育的扩张始于1999年的扩招政策，甚至有一种说法认为我国之所以在1999年推出扩招政策，是为了缓解国内当时国企改革下岗工人给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就业压力。[1]对此，笔者并不完全赞同。因为如果该解释是成立的，我们应该看不到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持续稳定的规模增长。检视中国高等教育整个的发展历史，会发现我国高等教育的扩张远在1999年之前便已经存在了，且两次较为显著的扩张分别发生在1986年和1993年，恰是我国改革开放期间两个里程碑式教育改革文件《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和《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发布前后。相比于1978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1.55%)，1999年我国正式实施高等教育扩招政策之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实现近6倍的增长，此后继续以每年2个百分点的增长发展着，并于2002年达到16%正式宣告进入大众化阶段。而且，我国高等教育的扩张速度并未因此而减缓，2017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2.7%，教育部领导继之宣布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计划于2020年达到50%，正式进入高等教育普及阶段。由此可见，我国的高等教育扩张政策绝非一个权宜之计。

事实上，西方各国在二十世纪，特别是六、七十年代，都经历了不同路径的高等教育扩张。美国自二十世纪以来高等教育规模便快速扩张着，特别是1958年通过设立国防教育法案并运用各种奖学金或贷款吸引大批青年进入高等学校，大学生数量由1960年的350万激增为1980年的1200万。英国的路径略有不同，英国高等教育委员会于1963年发布了《罗宾斯报告》，在否定高等教育精英模式的“有限智力库论”基础上，提供了英国高等教育扩张必备的社会合法性，但英国大学生的数量增长并不大(由1960年的12万增长为1980年的80万)。[2]和美、英相比，法国高等教育扩张的路径有所不同，它是经由1968年五月暴动为代价而实现的，运动的主旨是反对戴高乐政府高等教育入学考试的精英选拔制度，主张高等教育是人人可以享受的权利。[3]

相比之下，虽然我国高等教育的扩张晚了近半个世纪，但它却是同时期世界上以高等教育扩张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唯一的发展中国家。[4]这实际上与我国领导人主动寻求全球化的大国发展战略是不可分开的。虽然学界关于什么是全球化仍缺乏较为一致的定义，但全球化作为一种不断加深、加宽和加速的世界连接性现象却得到普遍认可。为了在全球竞争中胜出，中国大举兴建并改善基础设施，并大力打造一支大规模廉价且相对优质的劳动力以吸引全球资本。随着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我国启动了高等教育机构分化策略。1995年，我国推出了211工程，即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的建设工程，为此各省都积极整合资源打造能跻身榜单的旗舰大学，教育部的官网显示我国最终有112所高校入围211大学名单。此后的1998年我国又推出了985工程，即要努力建设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211大学中有39所大学事实上分三期入围了985大学名单。2009年，第一期进入985名单的9所高校参照美国常春藤联盟和英国罗素大学集团等模式，在被默认的情况下自发组织成立了我国首个顶尖大学的高校联盟，被称为C9。应该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急速的扩大，我国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差异分化也开始显现，社会学将这一现象称为体系分化(differenti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