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视觉中国

2008至2019年这过去10年中，中国社会结构出现了工人阶层数量和比例持续增加、中产阶层快速成长、自由职业群体出人意料地快速发展等新变化；但值得注意的是，农民数量和比例仍然很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虽然持续扩大，但社会收入差距仍然较大，而这对于越来越依赖于国内消费需求的中国经济增长而言，是一大制约和不利因素

作者供职于中国社科院，本文原载《江苏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原题为《我国2008—2019年间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及其经济社会影响》，转载自“文化纵横”微信公号，标题为“文化纵横”编者所加。

我国2008—2019年间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

及其经济社会影响

文 | 李培林、崔岩

在我国，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是一个充满神奇、挑战和转折的时期：在数十年经济高速增长之后，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国际贸易的环境不断恶化，经济发展的动力和约束条件发生极大改变；高新技术层出不穷，特别是高铁和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改变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时间和空间观念；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不断提高，高质量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环境和贫困治理成效巨大；社会结构转型继续在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出现了一系列历史性转折和阶段性新特征，产生了深刻的经济社会影响。本文将基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情况，分析近十余年来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变化对经济社会领域的影响。该项抽样调查覆盖了全国31个省区市的150多个县、市、区，共600多个村居委会，访问对象为18至69岁的随机抽取的普通被访者，且每次调查访问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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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近十余年来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及对工作和就业的影响

回顾2008-2019年我国职业阶层结构的变化可以发现，其呈现出三个突出的特点，形成了与以往职业阶层结构不同的新趋势。

首先，在整个就业和职业结构中，工人（包括工业工人和服务人员）的数量和比例持续增加，从2008年的36.5%提高到2019年的40.2%，但其间增长的速度和幅度已大为减弱；更深刻的变化来自工人的内部，即“白领”工人（服务业从业人员）的比例快速增长，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例从19.8%增长到26.5%，而“蓝领”工人（工业工人）的比例则从16.7%下降到13.7%。

其次，中产阶层的两大主体，即所谓“新中产”和“老中产”都在快速成长，其中以专业技术人员为主的“新中产”比例从6.2%上升到11.1%，以中小民营企业主为主的“老中产”从0.3%上升到1.0%。

最后，出乎意料的一个巨大变化是自由职业者的快速发展，从0.1%猛增到5.6%。

如果我们把农民和工业从业人员（蓝领）之外的从业人员，全部都划归服务业从业人员（白领），把表1中八个职业阶层进一步简化为白领、蓝领、农民三大职业阶层，我们就会对近十余年的变化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即从2008—2019年，农民的比例从44.9%减少到30.6%，蓝领的比例从16.7%减少到13.7%，而白领的比例从38.4%增加到55.7%，其中服务业工人、专业技术人员和自由职业者增幅较大。这样，截至2019年，我们大体可以得到一个56∶44的简化结构，即白领占55.7%，蓝领和农民占44.3%。

通过这样的简化，我们对其变化有了更加清楚的了解：

一是我国的职业结构仍处于工业化后期，但一个白领将进一步超过蓝领和农民之和的新时代即将来临。尽管说在其他发达国家的社会变迁和现代化过程中，这个新时代的来临意味着一系列转折性的深刻变化，但引人深思的是，我国是否过早地出现了“去工业化”？尤其是在房地产迅猛发展之后和实体经济普遍困难的当下，这种转折是否更意味着是一种挑战？

二是农民的数量和比例还如此之大。多数发达国家在白领占多数的后工业化时代，农民的比例都已经降到5%以下，但我国农民还占30%左右的比例（这个比例高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8年就业结构中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26%的比例）。如果我们把农民的年龄延长到69岁，那么这一比例将进一步增加到38.0%，因为在我们调查的农民从业者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超过60岁的农民。这些人如果在城市已经属于非就业的退休人员，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退休，也不可能完全靠微薄的农村基本养老金生活。从这个角度说，我国解决城乡差距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