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反思中国社会学自1979年以来的重建问题以及学科发展方向问题，无法避开费孝通晚年提出的“扩展学科界限”思想，而若不对其中费孝通提到的“人文性”进行相对系统的思考，就无法真正理解费孝通的“扩展学科界限”思想，以及中国社会学的当下人文转向。他的思考路径在经由“社会”到“人”到“心”的结构性转换中，进一步转向更具主体形象的“我”之中，从对“我”的讨论中，最能看到费孝通的人文转向的彻底性和革命性。在回归对人的关注层面，费孝通回到了人的主体性的最深层面，表现在他的立足点是“我”。其中“讲不出来的我”尤为凸显了社会学中的人之主体形象的复杂性，需要社会学在方法上的更新和开拓。费孝通事实上是将社会学转向了历史和文化的维度，宗旨是推进、加强社会学这一学科对“文化反思”和“文化自觉”的理论贡献，从而修订、重建中国社会学的学科范式。而社会学“人文性”扩展的“度”，可以是更加广阔的，但扩展的“界限”在哪里，还是一个需要不断摸索的实践问题。

关键词:学科界限;科学性;人文性;主体性

一、问题与背景

中国社会学自1979年恢复以来，进入一个重建期。它经过近40年的发展，建立了一套相对完整的学术规范，并凸显了科学性格和实证主义性格，促进了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但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近年来，社会学界出现了一股反思浪潮。在这股浪潮中，学者们主要关注的是定性与定量研究之争、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路径这两大主要问题，其中也有很多学者重新思考费孝通2003年发表的“扩展学科界限”思想，试图为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建设方向提供智识。

本文认为，反思中国社会学自1979年以来的重建问题以及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发展方向问题，无法避开费孝通晚年提出的“扩展学科界限”思想，而在重新解读费孝通的扩展学科界限思想时，若不对费孝通提到的“人文性”进行深入的思考，就无法真正理解费孝通的扩展学科界限思想，以及当下中国社会学的人文转向。

众所周知，2003年，费孝通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了《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一文，明确指出社会学除了科学性之外，还具有人文性，但人文性在社会学的学科范式中是被大大忽略的一个维度。费孝通认为，后者蕴含着更多的中国文化特征，它也是中国特色社会学的重要基础。那么费孝通所谓的社会学的人文性是指什么?它还可以朝哪个方向进一步拓展?本文以费孝通的“扩展学科界限”思想为基础，试图梳理和探讨中国社会学的人文性问题及其可能，反思与之相关的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工作。

目前学界对于费孝通晚年思想转向的问题已有很多讨论。例如周飞舟总结了费孝通的思想转向轨迹及其思想意义。他认为，费孝通的方法论/认识论从早年的“从实求知”，到1990年开始对自己的调查方法和方法论进行反思，费孝通从个人与社会关系角度入手，形成了新观念:人是宇宙和自然的一部分，人类被赋予一种自觉的能力，是个体通过社会实体变得自觉，是“我”的自觉。在这里，费孝通有一个转变，即从“只见社会不见人”到对主体人的关注。周飞舟认为，费孝通所说的心态是社会实体下的个人的“自我感觉”，这种心态是人与人相处如何理解对方、如何看待对方的“道义关系”，也就是费孝通所说的人文世界，是文化的核心部分。笔者认为，周飞舟的理解是费孝通有关“心态”和社会学视角“人”的问题的主要答案，也因此费孝通才提出了“设身处地”“意会”“将心比心”等探究精神世界的主要方法/方法论。不过，费孝通对“人”的关注还不仅限于此，因为上述社会学视角下的“人”的特点，也容易将“人”等同于社会关系、社会制度，或者是社会道义性，而消失了作为主体人的更为复杂和难以言说的东西。

实际上，费孝通在以“我”为基础的人的“主体”形象的描画中，人的主体形象，不仅限于社会制度下的“我”，还包括生物的“我”，以及由此生发的人的各种特点，包括欲望、很多需要“意会”甚至自己都说不清的模糊领域，他认为文学、电影等艺术中常有这方面的表达，也因此他才对“讲不清的我”以及社会学方法的扩展有着极为迫切的期待。笔者将在这一起点上，讨论费孝通的人文性的意涵，从而试图讨论他的“学科界限”到底可以扩展到一个什么样的度的问题，为今天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建设提供些许启发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