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庆西

摘编｜张进

本文选自《水浒十讲》，作者：李庆西，版本：书城大家｜文汇出版社 2020年8月

早年

（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半期）

，我曾迷于几部中国古典小说，在《水浒传》一书上虚掷不少功夫。过去这书被认为是一部反映农民起义的作品，乃至有“农民起义教科书”之称。至八十年代初，“起义说”已大受质疑，有些学者便相应提出另一种解释，将其视为摹写市民阶层生活与理想的叙事之作。这种“市民说”的来由是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里谈论《三侠五义》的一句话，所谓“《三侠五义》为市井细民写心，乃似较有《水浒传》余韵”云云。从鲁迅这话里是否可以反推《水浒传》也是“为市井细民写心”之作，而“为市井细民写心”是否就等于产生了一种新型的“市民文学”，这些都是当时研究者们争论的焦点。我不赞同“起义说”，同样也不认为“市民说”有何道理，一部成书过程漫长而复杂的作品，是否能够体现某种清晰的阶级

（阶层）

的主体意识，这本身大可怀疑。可是，在学院派的判牍中，“阶级论”和“反映论”的观念已是根深蒂固，而以“市民说”取代“起义说”，更像是与时俱进的姿态调整，这让人觉出一种“咸与维新”的学术焦虑。当时，我写了一篇题为《〈水浒〉主题思维方法辨略》的论文

（原载《文学评论》1986年第3期，收入拙集《文学的当代性》，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提出《水浒传》的命意在于揭橥中国人的伦理危机，书中触及的儒家伦理思维的扞格之处正是解读这部作品的关键。我认为，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一种被历史阴影遮蔽的二律背反——“忠君”/“造反”，“替天行道”/“犯上作乱”，在“冠屦倒施”的语境中恰是等位关系，或者确切说是一种互为前提的因果转换。

当年写那篇文章时，我自己也有一种焦虑，就是急于从“阶级论”以外去找寻文本解读方案，现在看来那篇东西仍有许多问题没有谈透。

其实，《水浒传》也是一部极富社会学研究价值的中国作品。五百年来它流行于人稠地广而灾难深重的汉语文化圈，以羼杂着传奇、史诗与悲剧意味的英雄话语教化民众，给一个精神失落的民族带来了自我救赎的慰藉。当古老的文明已经失衡，制度安排只能为威权政体补苴罅漏的时候，留给个体的生存空间只能是充满暴行与无知的荒蛮之地。按霍布斯的说法，既然国家体制限制了个体自由，那就应当让每一个公民都享有安居乐业的权利；国家作为一种国民共同体，应当是“理性、和平、富足、体面、友谊、优雅，乃真与善的国度”

（《论公民》）

。可是，谁来保证霍布斯的政治设计不出问题呢？在《水浒传》所展现的那种弱肉强食的语境中，弱者最终的自救只能是反抗，哪怕是想象中的反抗。

在许多无聊的夜晚，我重新翻开《水浒传》，又看见许多杀戮，许多血和许多泪，徒生许多无奈的感慨……

青面兽杨志，明陈洪绶水浒叶子

一

一部大书，何以开篇不写那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金圣叹在《〈第五才子书水浒〉七十回总评》中提出这个问题，照他的说法是隐括“乱自上作”的春秋笔法。不过，细细斟量这个“乱”字，实有其双重含义：在朝是纲纪混乱，在野便成了社会动乱。由高俅一类人物胡作非为，推衍出林冲一类人物聚啸山林，即鲁迅所谓“国政弛废，转思草泽”的叙事逻辑。

高俅由“破落户”佞倖小人混到主管军事的殿帅府太尉，显然是秩序失范，意味着伦理、价值体系的彻底崩溃。高俅既非科举进身的文官也不是疆场上拼杀出来的武将，他只是一个身陟高位的流氓。以传统现实主义观点来看，杂流出身而至高官未免缺少经验世界的真实依据。按，王明清《挥麈后录》言其原为苏轼书僮，后入王晋卿门下，因擅于蹴鞠为端王赏识而发迹。《水浒传》显然采用了这个由潜邸亲随领殿前司职事的传闻，但此说不见正史，也缺乏其他史料支持。高俅此人《宋史》无传，其殿前司都指挥使一职见于《宋史·徽宗纪》和《东京梦华录》等书。小说附会这样一个史载不详的人物，是以个案的偶然性传奇性绕开制度层面的若干话题，直接投射道德批判意图。

显然，《水浒传》一书对“破落户”尤为警觉，尤为痛恨。杨志天汉桥下卖刀，正是遇上牛二那种破落户泼皮，终于上演英雄失路的一幕。王法管不了牛二放刁耍赖，却不能容许杨志刃血除恶，可见“破落户”周旋人世比别人有更多的空间。在《水浒传》的语汇中，“破落户”并非指家道败落，而是礼义尽失的一班无赖。如西门庆出场时，书中介绍说是“阳谷县一个破落户财主”，其实他家境殷实，甚至财大气粗。按，潜说友《咸淳临安志》云：“绍兴二十三年，上谓大臣曰：‘近今临安府收捕破落户，编置外州治，本为民间除害……’”当时“破落户”已是一种社会痼疾。《水浒传》前四十回中，除了打劫生辰纲的晁盖一伙，诸多好汉上山落草前都是遇上了这样的恶势力，如鲁智深之于郑屠户，武松之于蒋门神，宋江之于无为军的黄通判。如果说高俅算是“国家罗汉”，镇关西、牛二之类则是遍地出没的闾巷恶煞，他们的存在便是好人失足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