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迪 编辑/杨溪

出品 | 原子智库·腾讯新闻小满工作室

因为一篇现象级报道《外卖小哥，困在系统里》，引发了人们对于日日接触却又并无深入了解的外卖小哥这个职业群体境况的关注。在报道之外，关于他们、关于他们的工作、他们与平台之间、他们的社会处境、他们的人生遭际，我们有哪些关注空白、又有哪些误解？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青少年与教育社会学研究室副主任朱迪，负责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研重大项目课题《新业态背景下的农民工和大学生就业保障：以网约配送员群体为例》。本期“原子智库”分享她为我们带来的关于外卖小哥的思考：送外卖是不是真的没有“技能”？他们的工作究竟是不是真的那么“自由”？不再年轻了去哪里“落脚”……

以下为正文：

外卖小哥是当今城市生活不可或缺的服务群体。事实上，依托数字化平台的新兴服务业，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消费模式，也吸纳了大量的就业人口。据美团发布的报告，2020年上半年有单骑手达到295.2万人。饿了么公布数据，疫情期间吸纳约数十万人注册成为骑手。

这些外卖小哥普遍学历较低，初中及以下程度占到相当比例；经济负担较重——包括来自买房、子女上学以及个人消费借贷等，还有一大批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必须肯定的是，技术进步和商业模式创新，为“托底就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尤其对青年群体来讲，以网约配送员为代表的灵活就业，有利于促进工作与生活相协调，更加符合青年的就业价值观。如果说老一代农民工的主要目标就是赚钱养家，新生代农民工更希望，在赚钱的同时可以陪伴父母子女、生活“自由自在”。

我们在调研中遇到过一些案例：为了陪母亲看病来北京当骑手，为了陪儿子上学从农村到城市做骑手。可以想象，如果没有骑手这个职业，老人看病、子女看护必定给普通家庭雪上加霜，很多孩子将成为留守儿童或者流动儿童，重复着父母一代的经历。

《外卖小哥，困在系统里》一文以“算法”视角推动企业和公众的反思，有积极意义，但将外卖小哥的困境简单化为资本与劳动者、劳动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矛盾冲突，似有偏颇。

必须了解外卖小哥的当下与未来，才能够了解他们的真实处境。当下，骑手这一新职业常常遭遇美化，低门槛、高收入、灵活自由，甚至连政府都在担心，年轻人不去学一技之长只想赚快钱怎么办。究竟是不是真的那么“自由”，送外卖是不是真的不需要“技能”，不再年轻了去哪里“落脚”，这些问题实质反映了劳动者个体与市场机制、企业制度、政府干预与社会治理之间的结构张力。

作为职业动力的“高收入”

从平台统计数据和骑手自身感受，其收入在当地都属于较高水平。饿了么数据显示，2020年贫困县骑手平均月薪超5800元。美团统计显示，2019年30.2%的建档立卡贫困外卖骑手月收入为3000-5000元，29.2%的建档立卡贫困外卖骑手月收入为5000-8000 元。在三四线城市的调研中，骑手普遍认为收入高于当地平均水平。

骑手眼里，做这份工作主要看中“高收入”、“多劳多得”，甚至有的95后青年欠了一堆花呗、白条的债务来做骑手，目的是迅速还债。一位骑手为了过年回家，每天跑100多单，一个月就赚了9000元，在当地属于超高收入水平，自称“达到打工的巅峰”。“高收入”某种程度上还有助于优化服务质量。不少骑手提到，遇到难缠的客户，“看在钱的面子上就忍了”。

无论是家庭经济压力还是消费主义，“高收入”是中青年群体选择骑手职业的重要原因，也是直接的从业动力。

要知道，我们所谈的骑手，典型画像是人力资本偏低、家庭背景较弱势的群体。如果没有骑手就业，他们可能在工厂里待在车间拿着微薄的工资，可能在离家数千公里的酒店做着服务员，可能在建筑工地追着老板讨薪。当90后95后农民工开始厌倦流水线工作，可能放弃就业；当45岁以上大龄人员一旦失业，很难实现再就业，但是这些群体得以在网约配送平台找到岗位，“多劳多得”也传递着一种较为积极的价值观。

灵活就业的“不灵活”

灵活就业、打零工并非新兴的就业模式，早在工业化之前已经存在，当下应用到数字经济新业态，形成了以“轻运营”为主要特征的平台劳动关系，有效降低用工成本、推动企业迅速扩张，甚至再度兴起了“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