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最初是舶来品，其原称是Reportage”，倘若翻译成“文学的报告”，虽简洁性差一些但似乎更为妥帖，因其中心词是“报告”而非“文学”，根本属性在于新闻性而不是文学性。与消息、通讯、特写等新闻体裁相比，报告文学有其独具特色的传播价值，深受读者喜爱。曾经长期从事报刊编辑工作的茅盾先生早在1937年就指出：“读者大众急不可待地要求知道生活在昨天所起的变化，作家迫切地要将社会上最新发生的现象（而这差不多是天天有的）解剖给读者大众看，刊物要有敏锐的时代感——这都是‘报告’所由产生而且风靡的根因。”①

当下的中国，处于革故鼎新、新旧杂糅的时期。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旧的价值观念已经解体，新的价值观念尚未成熟，读者大众对未来充满焦灼与期待。在这种形势下，人们不仅需要消息之类快捷的新闻，也需要报告文学这种对社会生活进行解读的有深度的文本。以往的报告文学品种比较单一，关注一人一事，从微观角度切入，擅长以完整的人物形象和精巧的故事情节宣传先进典型或工作经验，虽以其结构的严谨和语言的雅致吸引过读者，但由于视野不够开阔，题材比较狭窄，信息量薄弱，无法透视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广阔性和复杂性，不能满足读者的需求。于是，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社会变革的加剧催生了一种新兴的报告文学样式——宏观报告文学。

“宏观”是相对于以往的“微观”而言的。宏观报告文学具有视角深广、结构自由、对象泛化的特征。作者致力于立体地报道当下社会生活中出现的重大事件或现象，广角度地表现芸芸众生的群像，对于报告文学的新闻价值有着独到的理解和表现。其观照的目光不再囿于某一具体的人事物象，而是投向更为广阔的空间，对对象做总体观照、全息扫描与综合研究，力求揭示更为深层的内涵，凸显新闻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在宏观报告文学广阔的观照视野之内，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注意力比较集中的两个方面：一是和普通中国人生活有直接关联的事，二是和整个人类生存状况有关联的事。前者类似社会学的调查报告，后者则带有未来学的思考倾向。

不难发现，社会学趋向的宏观报告文学中所揭示的问题本来应该是社会学者所关注并研究解决的问题。比如《阴阳大裂变》、《穿行在爱与不爱的小道上》反映中国婚姻状况及存在的严重问题；《丐帮漂流记》、《中国的乞丐群落》反映乞丐这一独特的社会阶层；《一个奇异的世界》反映精神病人的生活和精神世界；《多思的年华》从少男少女的隐秘世界反映中学生的心理变化；《为了梦中的椰子树——海南人才大潮启示录》多方探讨海南人才流动大潮的成因、现状及得失……很明显，报告文学的撰写者在采访和写作时都不无一种社会学意识，即注重研究人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更深刻地从社会意义上来表现人。周立波在论及基希的作品时说：“他的每一篇报告，就是在科学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是一种绵密的社会调查。”②宏观报告文学同样具备了这样的特点。写作者大多明确意识到了自己揭示的问题对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将产生重大的影响，将起到一种相当于决策科学的软科学的作用——即有人论述的“智囊团”效应。③

不仅如此，这类报告文学还在创作方法、思维方式等方面也采用了社会学研究中常见的一些方法，注重对事件的深入分析和解读，强化推理的科学、明晰，思辨与议论的扎实、有理有据，并设法提高作品的信息量、思想的浓度和学术化色彩。比如，在这类宏观报告文学作品中常有如下特征：出现大量力求科学、严谨、精确的统计材料，从社会总的发展中分析所揭示的问题的整体的、历史的观念；“大量看似无关，实际有联系的事件经过作家有意图的排列、组合，为人们进一步认识问题的严重性提出了有力的说明”；④在宏观比较中揭示社会问题等等，都具有明显的社会学色彩。

宏观报告文学的社会学思考倾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复杂的背景和原因。从历史上看，社会学作为一门现代科学在中国一直不发达，甚至遭到曲解以至人为长期中断。直到“文革”结束之后，伴随着西方各种社会学思想的不断引进、译介，这门社会科学才日益为人重视，且在日新月异、问题层出不穷的新时期愈益显露出自己的生命力。随着小说、诗歌等文体样式不断回归文体自身，原来由它们所承担的“反思”、“改革”，反映与提出并试图解决社会问题的任务，就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报告文学这一独特的文体样式上。而从新闻界看，我国新闻界过去不太重视对复杂的社会问题作宏观的、深入的报道，比如中国的婚姻问题、老年人问题、青少年犯罪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等。作为一种补偿，从事新闻工作的人，一旦在复杂的社会中观察到这些问题之后，必然要进行深入的思考，于是便选择了报告文学这一样式，采用调查、分析、研究、总结的社会学方法对社会问题加以解剖。正如有论者指出的：“报告文学的学术化倾向既是新闻的一种补偿，又是向新闻界的挑战，这也是社会学发展中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这批报告文学是社会学研究中的亚形态，也可以说是一种准社会学研究。”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