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趣味与区隔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评介
来源：社会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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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7-14
“趣味是命定之爱。命运的选择，但也是一种被迫的选择，这种选择是由存在条件产生的，这些存在条件将其他一切可能作为纯粹的梦想排除，除了必然的趣味没有给出其他选择。” 在已故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出版的诸多研究和著述中，1979年出版的《区隔》(Distinction)可以说占据了极为重要的位置。作为一部文化社会学的经验研究作品，由于所涉及议题的广泛性，自1984年英译本出版以来，很快便在社会学等人文学科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国内学界很早便注意到了这部作品，并将Distinction一词译为“区隔”；这些年来，“区隔”已经逐渐发展成了一个专有名词和专门性的研究概念。201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文版，将Distinction译为《区分》。本文在专指商务版中译本时，将其译为《区分》，在其余情况下还是遵从学界惯例，采用《区隔》的译法。 一、《区隔》的地位与影响 《区隔》在学界的影响是跨学科和综合性的，见诸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语言学、传播学、教育学、美学以及思想史等领域的刊物中(见表1)。此外，《区隔》在布迪厄自身的学术思想体系中也极具分量。布迪厄在其学术生涯中，一直致力于对文化现象以及人类的不同知识形态进行诠释，而《区隔》在其间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举例来说，《区隔》对于文化与教育关系的考察，实际上承接了布迪厄在《继承人》(The Inheritors, 1964)以及《再生产》(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 1970)中对教育问题的思考；《区隔》所运用的方法论，延续了自《实践理论大纲》(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1977)确立的视角；《区隔》与后来的《艺术之爱》(The Love of Art, 1991)、《艺术的规则》(Rules of Art, 1996)一起，共同构成了布迪厄对“文学和艺术”这一专门性的知识形式的系统性阐述；而《区隔》中所确立的分析思路，又同布迪厄晚年在《帕斯卡式的沉思》(Pascalian Meditations, 2000)以及《科学之科学与反观性》(Science of Science and Reflexivity, 2004)等著作中，对另一种知识类型——“科学”的考察构成了富有意味的参照。从这个意义上讲，中文《区隔》的出版，反映出近年来华语学界对布迪厄引介的不断深入，也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国内学者基本完成了对布迪厄社会理论和思想肖像的拼图。 表1 发表《区隔》书评的SSCI、A&HCI索引刊物的研究领域统计刊名发表年份刊名发表年份刊名发表年份SubStance1983Sociology-TheJournalofTheBritishSociologicalAssociation1986BritishJournalofSociology1986NewSociety1985NewYorkReviewofBooks1986PublicOpinionQuarterly1987ModernLanguageNotes1985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1986BritishJournalofAesthetics1988PartisanReview1986SociologicalReview1986HistoryofEuropeanIdeas1989ComparativeEducationReview1986AmericanAnthropologist1986InternationalJournalofCulturalPolicy2010Society1986ContemporarySociology1986EuropeanLegacy-TowardNewParadigms2013AmericanEthnologist1986 但是，从近些年引介和评述布迪厄作品的相关文本中，我们还是可以大致地总结出某种“阐释偏好”。对于很多读者来说，布迪厄的社会学说留给人的“刻板印象”大概不外乎两方面：其一，他似乎对社会科学中既有的概念和术语都不甚满意，而是喜欢特立独行，创制并使用一系列颇为“古怪”的名词，例如“场域”、“惯习”等；其二，一谈到布迪厄，会很自然地将他的研究同社会分层联系起来，似乎布迪厄最主要的学术兴趣以及学术成就都集中在这一领域。的确，在将“文化”范畴作为一个关键性的变量引入对社会阶层的分析方面，布迪厄如果不是最早，也绝对算得上是做得最彻底和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在他的理论中，文化因素实际成为一种独立的“自变量”，成为衡量行动者在社会分层体系中位置的核心指标。也是因为这一点，布迪厄眼中的“文学”和“艺术”也不再停留在康德意义上的“纯粹美学”的概念上，而是将社会的和历史的因素包含到其中，变成了与经济资本类似的“文化资本”或“符号资本”。但是，如果仅仅将对布迪厄社会理论的关注点集中在他的概念创制或者他在社会分层方面的独特视角，那么，可能无法更加深入地理解这些概念背后的思想谱系，也不能对布迪厄文化社会学研究背后的理论动机进行更深入的说明。实际上，我们也许可以从另外的角度来解读《区隔》，尤其是从感受性层面入手来尝试把握这部作品。 二、结构与精神世界：结构主义视野中的《区隔》 对于读惯了美国社会学领域各种经验研究论文的学者来说，初读布迪厄给人的感觉似乎很不一样。一方面，在布迪厄的经验研究中，很少出现美国社会学论文那种复杂的量化统计分析——尽管布迪厄同样运用大量的统计资料，尤其是社会调查数据来说明问题——《区隔》中的统计数据更多地是以交互分类表、图示等形式出现的，还伴随着大量的照片、对话等定性研究资料。布迪厄很少去对数据本身做二次加工，而是认为将数据本身呈现出来就可以说明很多问题。另一方面，比起美国的主流社会学论文，布迪厄对于数据有着更高的“理论敏感”；在他看来，每一个数据都是富有意义的；与此同时，对其社会理论的强调——无论该理论被标签为“再生产”或是其他什么名词——都贯穿在对数据说明的始终。 布迪厄的研究之所以呈现出这些特点，实际是源于他(与美国主流社会学相比)不同的方法论背景：美国的主流社会学，一般都秉持实证主义的研究纲领，这样一种纲领只是简单地通过搜集数据去验证一个假设、或是去解决一个问题；但是，布迪厄所主张的方法论与之相比，却存在着两个重要的差异：第一，布迪厄认为，在任何社会研究进行之前，都首先存在一个“与常识决裂”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进行社会研究所使用的概念本身来自日常生活世界，但是这样一些概念可能并不严谨，是否将其运用于科学研究中是需要反思的，这样才能保证研究的问题成为“真问题”；正是基于这一点，他才对概念的运用格外注意，尤其是警惕带着某些“先入之见”进入研究中；第二，布迪厄的学术理论，是植根于20世纪法国的思想传统之中的，这个传统的名字叫做“结构主义”。结构主义尽管在语言学、人类学和哲学中有不同的内涵，但都主张在人类思维的深处存在一个先验的结构，人类是依凭着这样一种结构来进行认知活动的，这样一个结构也决定了语言、文化以及社会的外在表现形态。而科学研究的目的，便是超越表象去揭示其背后的系统与规则。布迪厄的思想体系显著地受到结构主义的影响，其学说也可以用“生成结构主义”(generative structuralism)来概括。今天很多人在讨论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等概念时，其实脱离了这种结构主义的语境，单单把文化资本看作是一个实在的范畴，而没有从关系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实际上，布迪厄在《区隔》中所试图呈现的不仅仅是社会层级，而是一个以社会分层为外在面貌的深层结构。而这也意味着，之所以布迪厄的研究有着独特的“路数”，是因为在进行社会研究之前，《区隔》等作品已经预设了某种“结构”的存在，不论这个结构是被称为“场域”、“资本”还是“惯习”。 在较早的一篇书评中，戴维·斯珀尔(David Spurr)将著作题目“区隔”解释为三方面的涵义：第一，歧视(discrimination)；第二，分隔(distinction)；第三，差异(difference)[1]。从结构主义的视角出发，不难理解这样一个概念。对布迪厄来说，结构意味着差异和区分，意味着在关系中的不同位置所形成的二元对立。差异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而文化以及审美方面的差别是其中重要的一项。在《区隔》中，布迪厄便提出将“审美趣味”作为分类系统，通过“对趣味进行分类，为实行分类的人分类”，来对社会结构进行呈现：“社会主体通过他们对美与丑、优雅与粗俗所做的区分而区分开来，他们在客观分类中的位置便表达或体现在这些区分之中”[2]9。 具体来看，为了呈现结构，布迪厄根据三个维度，建立了关于趣味的社会空间。这三个维度是由资本总量、资本结构，以及(有社会空间的过去的和潜在的轨迹表现的)这两个属性在时间中的变化来确定[2]190。其中，资本总量是指不同的阶级(和阶层)从同时在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方面的差异，具体表现为从“总资本量最小(匮乏)”到“总资本量最大(富有)”的变化；资本的结构是指组成资本的类型的差异，尤其是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各自所占比例的变化，具体表现为从“经济资本比例极大、文化资本比例极小”到“经济资本比例极小、文化资本比例极大”的差异序列；而时间维度则是指资本总量以及资本结构在代际之间的变化，即“父代”与“子代”的资本转化率，具体表现为垂直转化，即上升或下降的转移(小学教师变成大教授、小企业主变成大企业家)以及横向转移，即在不同场域间的转化——例如在同一个层级上，小学教师的子女成为小商人，或在不同层级上，小学教师的子女成为大企业家[2]209。对于前两个维度，布迪厄是用一个二维的坐标轴，将不同的职业(社会阶层)按照资本多寡以及经济/文化资本的比例置于坐标中的不同位置；而第三个维度，则通过代际比较，将不同的职业/社会阶层围绕相关资本的争夺和转化(例如将经济资本用于追求文化资本，抑或相反)过程描述出来，从而揭示出社会结构的“再生产机制”。 如果仅仅揭示了社会结构的形态特征，那么《区隔》还只是一项普通的经验研究作品。布迪厄的创造之处，是将社会结构对个体支配作用的说明，从一些客观性的指标转移到主观的思想层面，尤其转移到“趣味”这样一种极具个人主观色彩的变量上。“趣味”这种东西，例如一个人喜欢听什么样的音乐、习惯什么样的装修风格、甚至信仰什么样的人生哲学等，看起来是极为个性化甚至是私密性的东西；但是，《区隔》却基于翔实的统计资料告诉我们，这些看似主观和个人化的观念，其实都展现出了结构性特征，也就是说，根据社会阶层的不同而展现出了规律性的差异。例如，在饮食偏好方面，“随着社会等级升高，食物消费的比重降低，或者热量高的、脂肪多的、增肥的但也便宜的食物如肉糜、土豆、菜豆、肥肉、猪肉同时还有酒的消费比重减少，而脂肪少的、清淡的(容易消化的)而且不增肥的食物(牛肉、小牛肉、羊肉、羔羊肉，尤其是新鲜水果和蔬菜等)的比重增加”[2]278。不单单是饮食，在布迪厄看来，有多少风格的可能性的空间，就有多少偏好的空间。“这些空间中的每一个，饮料(矿泉水、酒和开胃酒)或汽车，报纸和周刊或度假的地点和形式，房子和花园的陈设或布置，更不用说政治纲领，都提供了几个区分特征，这些区分特征作为差别和差距系统起作用，表达出最基本的社会差别，而且表达得几乎像合法艺术能够提供的最复杂和最细腻的表达系统那样彻底；我们看到了这些空间中的空间为寻求区分准备的几乎无穷无尽的可能性”[2]349。 三、总结与评价 总之，通过对趣味的研究，我们能够切切实实地感受到结构施加于我们身体以及思想层面的控制与支配。也是因为涉及了思想与社会(结构)关联性的探讨，使得《区隔》成为了带有浓厚的知识社会学味道的作品。在这里，《区隔》对于文学艺术的探讨，可以成为某种“他者”，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布迪厄的科学社会学思想。正如关于“美”的知识不能脱离社会结构而单独存在一样，作为追求“真”的科学知识身上，我们同样能够看到社会结构无处不在的影子。在这里，布迪厄对于文学艺术以及对于科学，在分析思路上是一致的。在关于趣味的文化社会学研究中，文化资本或者说符号资本是阶级再生产的工具，表现为行业和审美情趣之间的区隔；而在科学社会学研究中，这一资本形式则被表述为“门槛费”的概念，以此表明进入特定学科、熟悉特定研究模式所要进行的前期“投入”，包括学科知识的掌握、方法的习得以及特定精神气质的养成等。与此相类似，正如审美趣味的纯粹性是社会结构中特定位置的产物；同样地，为了追求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对于科学场域特定形态以及结构性特征的审视与反思，理应成为每一位科学从业者所必须进行的功课。 最后，我们也可以顺着上述思路，对《区隔》进行一些不成熟的评价。首先，布迪厄在其理论中，赋予了文化资本同经济资本并驾齐驱的地位。但正如许多批评者，如亚历山大(J. Alexander)指出的那样，文化除了是一种社会区隔的工具外，相反也可以扮演着社会整合的功能，在这一视角上看，文化是超越具体阶级的。此外，尽管可以将文化看作是一种“资本”，但它同真正的资本相比还是具有质的差异。文化天生是多元和异质性的，将文化作为社会结构的表征，天然假设了文化本身是单维的、结构性的和定序的，只有将文化按其“资本负荷”的多寡进行排序，才可以表征结构；而对文化序列进行评定本身却只能以对社会阶层的序列本身为前提，而这似乎陷入了循环论证的怪圈。此外，在《区隔》所代表的布迪厄生成结构主义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股浓厚的决定论气息。尽管布迪厄笔下的社会结构为个体能动性的发挥留有了余地，但这样一种余地是有限度的，似乎我们在文化方面的好恶、甚至我们的所思所想终究脱离不了结构性力量的制约，而对此我们似乎办法不多。贝尔特(P. Baert)曾指出，受结构主义传统的掣肘，布迪厄似乎忽视了普通人独立建构概念的能力[3]。而较之布迪厄，受解释学传统浸染的吉登斯等学者似乎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做得更好——起码，更能够让人类看到施展自由意志的希望。 “趣味是命定之爱。命运的选择，但也是一种被迫的选择，这种选择是由存在条件产生的，这些存在条件将其他一切可能作为纯粹的梦想排除，除了必然的趣味没有给出其他选择。” 在已故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出版的诸多研究和著述中，1979年出版的《区隔》(Distinction)可以说占据了极为重要的位置。作为一部文化社会学的经验研究作品，由于所涉及议题的广泛性，自1984年英译本出版以来，很快便在社会学等人文学科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国内学界很早便注意到了这部作品，并将Distinction一词译为“区隔”；这些年来，“区隔”已经逐渐发展成了一个专有名词和专门性的研究概念。201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文版，将Distinction译为《区分》。本文在专指商务版中译本时，将其译为《区分》，在其余情况下还是遵从学界惯例，采用《区隔》的译法。 一、《区隔》的地位与影响 《区隔》在学界的影响是跨学科和综合性的，见诸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语言学、传播学、教育学、美学以及思想史等领域的刊物中(见表1)。此外，《区隔》在布迪厄自身的学术思想体系中也极具分量。布迪厄在其学术生涯中，一直致力于对文化现象以及人类的不同知识形态进行诠释，而《区隔》在其间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举例来说，《区隔》对于文化与教育关系的考察，实际上承接了布迪厄在《继承人》(TheInheritors, 1964)以及《再生产》(ReproductioninEducation,SocietyandCulture, 1970)中对教育问题的思考；《区隔》所运用的方法论，延续了自《实践理论大纲》(OutlineofaTheoryofPractice, 1977)确立的视角；《区隔》与后来的《艺术之爱》(TheLoveofArt, 1991)、《艺术的规则》(RulesofArt, 1996)一起，共同构成了布迪厄对“文学和艺术”这一专门性的知识形式的系统性阐述；而《区隔》中所确立的分析思路，又同布迪厄晚年在《帕斯卡式的沉思》(PascalianMeditations, 2000)以及《科学之科学与反观性》(ScienceofScienceandReflexivity, 2004)等著作中，对另一种知识类型——“科学”的考察构成了富有意味的参照。从这个意义上讲，中文《区隔》的出版，反映出近年来华语学界对布迪厄引介的不断深入，也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国内学者基本完成了对布迪厄社会理论和思想肖像的拼图。 表1 发表《区隔》书评的SSCI、A&HCI索引刊物的研究领域统计刊名发表年份刊名发表年份刊名发表年份SubStance1983Sociology-TheJournalofTheBritishSociologicalAssociation1986BritishJournalofSociology1986NewSociety1985NewYorkReviewofBooks1986PublicOpinionQuarterly1987ModernLanguageNotes1985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1986BritishJournalofAesthetics1988PartisanReview1986SociologicalReview1986HistoryofEuropeanIdeas1989ComparativeEducationReview1986AmericanAnthropologist1986InternationalJournalofCulturalPolicy2010Society1986ContemporarySociology1986EuropeanLegacy-TowardNewParadigms2013AmericanEthnologist1986 但是，从近些年引介和评述布迪厄作品的相关文本中，我们还是可以大致地总结出某种“阐释偏好”。对于很多读者来说，布迪厄的社会学说留给人的“刻板印象”大概不外乎两方面：其一，他似乎对社会科学中既有的概念和术语都不甚满意，而是喜欢特立独行，创制并使用一系列颇为“古怪”的名词，例如“场域”、“惯习”等；其二，一谈到布迪厄，会很自然地将他的研究同社会分层联系起来，似乎布迪厄最主要的学术兴趣以及学术成就都集中在这一领域。的确，在将“文化”范畴作为一个关键性的变量引入对社会阶层的分析方面，布迪厄如果不是最早，也绝对算得上是做得最彻底和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在他的理论中，文化因素实际成为一种独立的“自变量”，成为衡量行动者在社会分层体系中位置的核心指标。也是因为这一点，布迪厄眼中的“文学”和“艺术”也不再停留在康德意义上的“纯粹美学”的概念上，而是将社会的和历史的因素包含到其中，变成了与经济资本类似的“文化资本”或“符号资本”。但是，如果仅仅将对布迪厄社会理论的关注点集中在他的概念创制或者他在社会分层方面的独特视角，那么，可能无法更加深入地理解这些概念背后的思想谱系，也不能对布迪厄文化社会学研究背后的理论动机进行更深入的说明。实际上，我们也许可以从另外的角度来解读《区隔》，尤其是从感受性层面入手来尝试把握这部作品。 二、结构与精神世界：结构主义视野中的《区隔》 对于读惯了美国社会学领域各种经验研究论文的学者来说，初读布迪厄给人的感觉似乎很不一样。一方面，在布迪厄的经验研究中，很少出现美国社会学论文那种复杂的量化统计分析——尽管布迪厄同样运用大量的统计资料，尤其是社会调查数据来说明问题——《区隔》中的统计数据更多地是以交互分类表、图示等形式出现的，还伴随着大量的照片、对话等定性研究资料。布迪厄很少去对数据本身做二次加工，而是认为将数据本身呈现出来就可以说明很多问题。另一方面，比起美国的主流社会学论文，布迪厄对于数据有着更高的“理论敏感”；在他看来，每一个数据都是富有意义的；与此同时，对其社会理论的强调——无论该理论被标签为“再生产”或是其他什么名词——都贯穿在对数据说明的始终。 布迪厄的研究之所以呈现出这些特点，实际是源于他(与美国主流社会学相比)不同的方法论背景：美国的主流社会学，一般都秉持实证主义的研究纲领，这样一种纲领只是简单地通过搜集数据去验证一个假设、或是去解决一个问题；但是，布迪厄所主张的方法论与之相比，却存在着两个重要的差异：第一，布迪厄认为，在任何社会研究进行之前，都首先存在一个“与常识决裂”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进行社会研究所使用的概念本身来自日常生活世界，但是这样一些概念可能并不严谨，是否将其运用于科学研究中是需要反思的，这样才能保证研究的问题成为“真问题”；正是基于这一点，他才对概念的运用格外注意，尤其是警惕带着某些“先入之见”进入研究中；第二，布迪厄的学术理论，是植根于20世纪法国的思想传统之中的，这个传统的名字叫做“结构主义”。结构主义尽管在语言学、人类学和哲学中有不同的内涵，但都主张在人类思维的深处存在一个先验的结构，人类是依凭着这样一种结构来进行认知活动的，这样一个结构也决定了语言、文化以及社会的外在表现形态。而科学研究的目的，便是超越表象去揭示其背后的系统与规则。布迪厄的思想体系显著地受到结构主义的影响，其学说也可以用“生成结构主义”(generative structuralism)来概括。今天很多人在讨论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等概念时，其实脱离了这种结构主义的语境，单单把文化资本看作是一个实在的范畴，而没有从关系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实际上，布迪厄在《区隔》中所试图呈现的不仅仅是社会层级，而是一个以社会分层为外在面貌的深层结构。而这也意味着，之所以布迪厄的研究有着独特的“路数”，是因为在进行社会研究之前，《区隔》等作品已经预设了某种“结构”的存在，不论这个结构是被称为“场域”、“资本”还是“惯习”。 在较早的一篇书评中，戴维·斯珀尔(David Spurr)将著作题目“区隔”解释为三方面的涵义：第一，歧视(discrimination)；第二，分隔(distinction)；第三，差异(difference)[1]。从结构主义的视角出发，不难理解这样一个概念。对布迪厄来说，结构意味着差异和区分，意味着在关系中的不同位置所形成的二元对立。差异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而文化以及审美方面的差别是其中重要的一项。在《区隔》中，布迪厄便提出将“审美趣味”作为分类系统，通过“对趣味进行分类，为实行分类的人分类”，来对社会结构进行呈现：“社会主体通过他们对美与丑、优雅与粗俗所做的区分而区分开来，他们在客观分类中的位置便表达或体现在这些区分之中”[2]9。 具体来看，为了呈现结构，布迪厄根据三个维度，建立了关于趣味的社会空间。这三个维度是由资本总量、资本结构，以及(有社会空间的过去的和潜在的轨迹表现的)这两个属性在时间中的变化来确定[2]190。其中，资本总量是指不同的阶级(和阶层)从同时在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方面的差异，具体表现为从“总资本量最小(匮乏)”到“总资本量最大(富有)”的变化；资本的结构是指组成资本的类型的差异，尤其是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各自所占比例的变化，具体表现为从“经济资本比例极大、文化资本比例极小”到“经济资本比例极小、文化资本比例极大”的差异序列；而时间维度则是指资本总量以及资本结构在代际之间的变化，即“父代”与“子代”的资本转化率，具体表现为垂直转化，即上升或下降的转移(小学教师变成大教授、小企业主变成大企业家)以及横向转移，即在不同场域间的转化——例如在同一个层级上，小学教师的子女成为小商人，或在不同层级上，小学教师的子女成为大企业家[2]209。对于前两个维度，布迪厄是用一个二维的坐标轴，将不同的职业(社会阶层)按照资本多寡以及经济/文化资本的比例置于坐标中的不同位置；而第三个维度，则通过代际比较，将不同的职业/社会阶层围绕相关资本的争夺和转化(例如将经济资本用于追求文化资本，抑或相反)过程描述出来，从而揭示出社会结构的“再生产机制”。 如果仅仅揭示了社会结构的形态特征，那么《区隔》还只是一项普通的经验研究作品。布迪厄的创造之处，是将社会结构对个体支配作用的说明，从一些客观性的指标转移到主观的思想层面，尤其转移到“趣味”这样一种极具个人主观色彩的变量上。“趣味”这种东西，例如一个人喜欢听什么样的音乐、习惯什么样的装修风格、甚至信仰什么样的人生哲学等，看起来是极为个性化甚至是私密性的东西；但是，《区隔》却基于翔实的统计资料告诉我们，这些看似主观和个人化的观念，其实都展现出了结构性特征，也就是说，根据社会阶层的不同而展现出了规律性的差异。例如，在饮食偏好方面，“随着社会等级升高，食物消费的比重降低，或者热量高的、脂肪多的、增肥的但也便宜的食物如肉糜、土豆、菜豆、肥肉、猪肉同时还有酒的消费比重减少，而脂肪少的、清淡的(容易消化的)而且不增肥的食物(牛肉、小牛肉、羊肉、羔羊肉，尤其是新鲜水果和蔬菜等)的比重增加”[2]278。不单单是饮食，在布迪厄看来，有多少风格的可能性的空间，就有多少偏好的空间。“这些空间中的每一个，饮料(矿泉水、酒和开胃酒)或汽车，报纸和周刊或度假的地点和形式，房子和花园的陈设或布置，更不用说政治纲领，都提供了几个区分特征，这些区分特征作为差别和差距系统起作用，表达出最基本的社会差别，而且表达得几乎像合法艺术能够提供的最复杂和最细腻的表达系统那样彻底；我们看到了这些空间中的空间为寻求区分准备的几乎无穷无尽的可能性”[2]349。 三、总结与评价 总之，通过对趣味的研究，我们能够切切实实地感受到结构施加于我们身体以及思想层面的控制与支配。也是因为涉及了思想与社会(结构)关联性的探讨，使得《区隔》成为了带有浓厚的知识社会学味道的作品。在这里，《区隔》对于文学艺术的探讨，可以成为某种“他者”，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布迪厄的科学社会学思想。正如关于“美”的知识不能脱离社会结构而单独存在一样，作为追求“真”的科学知识身上，我们同样能够看到社会结构无处不在的影子。在这里，布迪厄对于文学艺术以及对于科学，在分析思路上是一致的。在关于趣味的文化社会学研究中，文化资本或者说符号资本是阶级再生产的工具，表现为行业和审美情趣之间的区隔；而在科学社会学研究中，这一资本形式则被表述为“门槛费”的概念，以此表明进入特定学科、熟悉特定研究模式所要进行的前期“投入”，包括学科知识的掌握、方法的习得以及特定精神气质的养成等。与此相类似，正如审美趣味的纯粹性是社会结构中特定位置的产物；同样地，为了追求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对于科学场域特定形态以及结构性特征的审视与反思，理应成为每一位科学从业者所必须进行的功课。 最后，我们也可以顺着上述思路，对《区隔》进行一些不成熟的评价。首先，布迪厄在其理论中，赋予了文化资本同经济资本并驾齐驱的地位。但正如许多批评者，如亚历山大(J. Alexander)指出的那样，文化除了是一种社会区隔的工具外，相反也可以扮演着社会整合的功能，在这一视角上看，文化是超越具体阶级的。此外，尽管可以将文化看作是一种“资本”，但它同真正的资本相比还是具有质的差异。文化天生是多元和异质性的，将文化作为社会结构的表征，天然假设了文化本身是单维的、结构性的和定序的，只有将文化按其“资本负荷”的多寡进行排序，才可以表征结构；而对文化序列进行评定本身却只能以对社会阶层的序列本身为前提，而这似乎陷入了循环论证的怪圈。此外，在《区隔》所代表的布迪厄生成结构主义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股浓厚的决定论气息。尽管布迪厄笔下的社会结构为个体能动性的发挥留有了余地，但这样一种余地是有限度的，似乎我们在文化方面的好恶、甚至我们的所思所想终究脱离不了结构性力量的制约，而对此我们似乎办法不多。贝尔特(P. Baert)曾指出，受结构主义传统的掣肘，布迪厄似乎忽视了普通人独立建构概念的能力[3]。而较之布迪厄，受解释学传统浸染的吉登斯等学者似乎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做得更好——起码，更能够让人类看到施展自由意志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