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机制分析的比较研究

来源：社会学研究 【在线投稿】栏目：期刊导读时间：2021-07-14

华中村治研究团队提出要进行有效的机制分析。在我们研究方法的话语中，“机制分析”是一个新的词汇，但从华中村治研究的发展过程来看，它的提出是总结性的，而非开创性的。因为华中村治研究的整个过程从来都是机制分析，无论是贺雪峰老师经常提到的“背后的逻辑”，还是其他同仁所分析的“经验”研究。华中村治研究的方法是实践性的，所谓新方法的提出往往总结性的，即是先做了，然后感觉到了，最后才是总结提升，并运用到下一步的研究中。机制分析的提出和总结将华中村治学人既有研究的过程更加清晰地表达出来，突破了较为模糊的“经验”的表达方式，使研究过程更具有可操作性，这为未来更进一步的中层分析提供指导性的意见。机制分析似乎已成为当下学界的时髦词语，但每位学者口中的“机制”背后都有不同的内涵，概而言之有三种不同内涵的机制。第一种是以赵鼎新为代表的形式主义的机制分析。第二种是孙立平等人所倡导的实践社会学中的机制分析，即实践社会学1.0版。第三种即华中村治研究中的机制分析，即实践社会学2.0版，因这种机制分析所具有的实践性特征在当下的学术环境中可谓特立独行。第一种机制分析以赵鼎新为代表，并在中国社会科学界占主流地位。这种机制分析的一大优势是强调对事件的整体性和结构性的把握，试图在分析实践过程中寻找到关键的变量来对实践进行的解释，因此他们十分重视对规则和制度的分析，因为这是最为直观并能实际发挥作用的“结构”。他们也试图找到事物背后的规律，而且在分析和写作中结构性强，易于形成积累和对话。从西方社会学的发展而言，结构-制度的分析本是社会学研究中的一种重要范式，即使在当代理论思潮纷繁复杂的情况下，它仍能在学术界占据一席之地。但对中国社会和中国学术而言，它有其巨大的缺陷。事实上，这种缺陷并不来自结构-制度范式本身，因为严格来说，没有坏的方法，只有运用不好或用错地方的方法。这种分析范式在引入中国后，它在实践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异。一些学者在分析中国的经验现实时，主要从理论出发来观照现实问题，这种分析往往带来对真实世界的切割或简化。从这种学术实践的过程和效果而言，它更类似于一种前现代的理论思考下的机制分析，即孔德式的思维方式，它总是在社会哲学的层面讨论问题，而并未真正深入到现实事物本来的逻辑中去。它们对中国的解释成为对西方理论生吞活剥式的运用，中国经验在其分析中也并未获得真正地位，而不过是任其打扮的“小姑娘”。最终，这种机制分析所形成的解释往往与中国的现实社会存在巨大的隔膜，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们所赖以存在的理论资源都来自于西方，而这些理论是基于西方的地方性经验而形成，却被当作普世真理运用于中国经验，由此这种机制分析自然成为西方理论的附庸。在西方当下严重的形式主义文风的影响下，这种机制分析下的写作也必然是极端规范、极端形式化，其表现便是学术八股文的泛滥成灾。就学术的积累而言，学术写作的规范本是形成有效的学术积累和对话的工具，而非学术本身的目的，而现在的形式化写作却要在规范上过度用力，可谓是舍本逐末，而这往往会扼杀研究者的灵感和创造性。第二种机制分析是孙立平等人在1990年代末提出的过程-事件的分析方式，之后将其总结为实践社会学，因认为继承发展了布迪厄的实践分析方法①孙立平：“实践社会学与市场转型过程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2（5）。行龙：“克服‘碎片化’回归总体史”，《近代史研究》2012（4）。。如果仅从社会学中强调结构与行动的两种不同理论传统而言，实践社会学则更多强调了行动者的能动性，即可认为孙立平继承了韦伯以降的人文主义传统，如张静在回应孙立平的批评时指出，结构-制度分析与过程—事件分析互为补充②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P9-16页。从理论的发展起点而言，西方理论也是基于西方的地方经验的不断认识不断总结而得到。。但如果我们注意到后现代话语几成一种思潮，在1990年代初开始在中国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各个学科内产生广泛影响，那么也应该发现过程-事件分析与经典人文主义传统的差异，它实际上是一种后现代的分析方式。这种分析并不追求分析社会事实的代表性和普遍性，而强调事件本身的复杂性、特殊性、个体性、偶然性，试图发现个体在结构中的具体生存法则，从而规避既有结构分析对社会内部运动复杂性的过度简化，在此基础上强调对偶然的具体的事件进行深描，从而把握社会的流动鲜活的一面。单从这种机制分析所确立的目标而言，它确实很好地达到了，充分地展现了政治、社会的微观运作的复杂性，而且在他们的倡导下，跟风之作频出，在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当下中国社会科学面临的首要任务并非对个体存在的偶然性和特殊性的分析，因为西方后现代思潮兴起时，无论从实证主义角度还是从人文主义角度来讲，通过一代代学者的不断积累，社会科学对其自身社会的认识已非常深入，社会科学的发展已相当成熟。而从当下中国社会科学与中国社会的关系而言，社会科学对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分析尚未完成。既有的结构性研究或者太过抽象，难以真正解释具体的实践过程，或者太过僵化，难以适应中国社会的迅速转型。因此，实践社会学1.0版所面临的中国社会环境与西方后现代兴起时所面临的西方社会有着巨大的阶段性差异，没有整体结构性把握的特殊性分析必然陷入碎片化的泥潭，最终它在中国的发展必然面临着巨大的困境，这也是史学界开始呼吁回归“总体史”的原因①孙立平：“实践社会学与市场转型过程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2（5）。行龙：“克服‘碎片化’回归总体史”，《近代史研究》2012（4）。。而且，这种对复杂性本身的强调导致其对表述本身的复杂性的强调，使其陷入到事件的特殊性复杂性和碎片化中无法自拔，并带来文风上的极其琐碎。第三种是华中村治研究中的机制分析，即基于对全局的结构性把握的基础上深入到事物的复杂性之中。与第一种机制分析相比，华中村治研究同样会基于对结构的基础性把握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但不同之处在于这种结构性的把握并非来自于（西方）理论，而是基于对现实经验的不断总结提升所形成的宏观或中层的理论框架②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P9-16页。从理论的发展起点而言，西方理论也是基于西方的地方经验的不断认识不断总结而得到。。这也必然带来机制分析过程的巨大差异。华中村治研究中的机制分析更能深入到事物复杂性的一面，深入到经验本身的逻辑中去，并形成流动的富有灵性的解释，因为这是来自经验的理论重新返回经验而进行不断的自我更新的一个过程；而非用理论解释理论并作出干瘪乏力的分析，这种干瘪分析中的经验只不过是理论华服的点缀式装束。因此，华中村治研究中的机制分析是活的实践性的结构分析，可反复修正丰富完善，这种机制研究强调经验的机制，而非理论的机制。与第二种机制相比，华中村治研究中的机制分析同样强调复杂性，但这种复杂性并非个案故事本身的复杂性，而是机制的复杂性，机制本身也有其细腻灵动的一面。因此华中村治研究的个案研究并非过程-事件意义上的个案研究，而是试图从个案中发掘逻辑、机制，摒弃个案中特殊性偶然性的一面，提取其具有规律性的东西，从而从机制层面超越个案、超越村庄、甚至超越区域。这种超越是基于中观和宏观层面结构性把握，而绝不拘泥于个案本身的复杂和偶然。因此，华中村治研究中的机制分析实际上是最经典意义上的现代社会学，相对于前现代的孔德式的思考，它强调对真实的经验现实的研究；相对于后现代的挖掘个体性和复杂性，它强调偶然背后的必然和特殊背后的普遍。这种意义上的机制分析既不追求形式主义的表达方式，也不追求表述本身的复杂。因此，华中村治研究中的机制分析必然要求“直白的文风”，既避免第一种机制分析的空洞，也避免了第二种的琐碎。从当下中国社会科学所面临的巨大任务而言，华中村治研究中的机制分析表现出巨大的适应性。华中村治研究群体形成了对当下中国的基本判断，这种判断来源于经验而非理论，它表现出了很强的生命力，在这种判断的基础上，每个研究者都能做出不脱离实际的具体的机制研究，从而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建议，通过影响政策界来为中国发展贡献力量。而这些机制研究又能不断反馈到基础判断上，使华中村治研究的诸多中层理论不至于停滞不前，而可不断丰满扩大，并以此为基础提出极富解释力极富中国特色的宏观理论。与西方理论相比，这种基于机制分析的理论对中国经验的解释必然表现出极大的竞争力，这也是中国学术获得话语权甚至学术霸权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