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的代表作《围城》自问世后，针对其主题意蕴的研究众说纷纭，部分学者认为《围城》的主题意蕴应是思想的围城、婚姻的围城以及家庭的围城，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可见“围城”是拥有多重意蕴的中国文学意象，彰显了钱钟书深邃的人生哲理。正如专家们对《三国演义》的评析，经济学家看见了“智”、才子看见了“侠”，道家看见了“乱”，流言家窥见了“秘事野史”。而多重意蕴正是小说《围城》的魅力所在。笔者试图以社会学的方法，就人性、人生、社会三个维度，探索《围城》的思想哲理及主题意蕴。

一、《围城》的创作思想

《围城》的创作背景正是我国抗日战争时期。要深入理解《围城》，务必结合鸦片战争时代以来我国在列强军舰之下，历史性的、被迫地开始与国际的接触，西方文明与传统文明的碰撞、交锋、冲突、融合乃至交汇开始。而这种历史现象又在我国诸多的留学生身上得以活生生地、具体地呈现，因此钱钟书先生在《围城》创作期间，将个人对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的理解渗透到小说的创作过程中，使其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作为学贯中西的学者，先生从文化的层面来阐述现代人的精神困境，以此形成鲜明的荒诞感与孤独感，而在小说的结局部分，主角在经历了家庭、事业、爱情、教育的失败后，是这样总结的：“他怕都市的倾轧、恨人情的冷淡，觉得混乱的霓虹灯是瞧得起自己的存在，但这热闹中的孤寂、拥挤中的凄凉，又使他仿佛看到了希望。”这里明显通过存在主义的人生感慨，表达对都市人的精神与文化困境的感慨。正如钱钟书先生在自传中强调的，文化的发展是持续向前的，又是循环往复的，它是历史性的，又是感染性的，在文化碰撞与交汇的过程中，人的思想便会出现混乱、迷离，弄不清自己的信仰与理念到底是什么。因此，有的人看到“围城”想进去，而身陷围城的，又想逃出来。如此地往复与循环，何尝不是文化的循环与更迭呢？因此《围城》的创作主题是精神困境与文化困境，是西方文化影响下的精神危机，同时也是西方文化无法改变中华文明的现实。[1]而从文化意义的层面出发，钱钟书先生的《围城》主要描写了《围城》的困境，其思想意蕴与艺术概括超出了个人经验、时代分野及民族界限，体现了先生对现代人生、文明的深入思考，凝结着其对人类存在的基本根性及基本状况的反思。[2]

二、围城的创作主题意蕴

(一)用社会批判解剖社会

《围城》中所包括的主体意蕴与思想意蕴具有多重性特征。先生通过主人公的人生经历，对上世纪中叶国统区的政治弊端与众生相展开了抨击，包括对洋化商埠的堕落、对农村的闭塞、对知识界、教育界腐败的讽刺。譬如他在《围城》序章中所言：“我想描绘中国的社会以及社会中的某类人，但我没有忘记这某类人的基本特征——是无毛、两足的哺乳动物。”从中能够看出钱钟书先生极为犀利的讽刺语言以及《围城》的主题基调，即讽刺。他要深刻“解刨”现代社会以及社会里的人，通过人物刻画及描写，将人的卑劣及丑陋深刻地呈现在读者眼前，使读者能够透过这些人物瞥见新旧文化、东西文化碰撞下的扭曲社会，一个动荡不安、民族衰微的社会，一个不断分化的社会，同时也是一个带有悲剧性与荒谬性的社会。人的生活习惯与态度是社会的基本表征。《围城》通过描写“买办先生”那媚外且自负的神态、那使人费解的不中不洋的腔调，深入揭示着整个中国的文化困局。譬如通过“城市人的乡气都市化”“落伍的时髦”能够看出先生对当时国民崇洋媚外的鄙夷。因此先生通过对不同角色的生活习惯及言行举止的细腻描写，深刻地呈现出新旧文化、中西文化的冲突，嘲讽了部分民众行为和观念的媚外与荒谬。而人的思想矛盾与混乱，不仅存在着照抄照搬、崇洋媚外的社会弊病，同时也存在着封建保守的思想困境。在文化批判方面，先生主要是通过对知识分子及归国留学生的塑造来体现的。作品中的角色大多有崇洋媚外的性格特征，然而在骨子里却依旧存有中国文化的痕迹。主人公方鸿渐是拥有“正义感”“责任感”的角色，它的留学出国，是为了光耀门楣。然而他的悲剧结局，又是我国传统文化所导致的。因此，方鸿渐的人生是在两种文化的冲击下所形成的必然结果，是对角色的文化困境的最为有力的呈现。而高松年、韩学愈、李梅亭等人的虚荣、无耻、卑琐、庸俗等劣根性，也是封建文化冲击下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