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门指向现实的学科，社会学者介入公共生活的方式也随着时代发生着变化。老一辈学者通过报纸发表评论，在电视上各抒己见，而新一代社会学人参与公共生活的方式更为多元化：做公开演讲，参加沙龙，翻译学术作品，从事通识写作，等等。

新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两位新生代的社会学人，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李钧鹏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严飞，请他们聊聊自己介入公共生活的经历和感想。李钧鹏很早就关注社会学者如何介入公共生活的话题，近年来同时主持着多项跨学科学术译丛的工作。严飞从2005年开始就在进行面向公众的媒体写作，去年出版了《穿透：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的社会学通识读本，在读者圈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李钧鹏访谈

李钧鹏，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博士，研究领域为政治、历史与文化社会学，翻译作品有《为什么》、《功与过》等。

新京报：有些人主张，社会学者应该是社会现象的冷静旁观者。另一些人则认为，社会学者自己也应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之中。社会学者与社会的合适距离是怎么样的？

李钧鹏：社会学内有一种“公共社会学”的主张，专门讨论社会学应该如何介入公共议题。我2003年在北卡罗来纳大学读书，正好赶上当时的美国社会学会主席布洛维在各大高校做关于公共社会学的巡回演讲，我当时也很激动。布洛维的口才非常好，在这次演讲之后很久，公共社会学一直是社会学系学生日常讨论的话题。在这之后几年，美国社会学界围绕公共社会学做过激烈的辩论，我当时比较密切地关注这个议题，后来也在国内期刊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也谈公共社会学》，对这个话题做了一些思考。

社会学者介入公共议题的方式可以有多元化的渠道。有的学者乐于做访谈、上电视，我也很佩服沈原老师这样投身于卡车司机调查的社会研究。再比如说，作为一名大学老师，关心和提携后辈，在我看来也是社会学者介入和影响公共生活的维度。

我很关心我的学生，不管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他们在学习和生活上遇到的困惑，我都愿意提供建议。我也使用“豆瓣”这样的社交平台，经常有包括外校的学生在“豆瓣”上联系我，让我推荐一些书，解答学习上的困惑，或者为他们报考研究生出谋划策，等等。我很乐意和这些学术后辈交流。这样的方式可能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不太一样，这可能是中生代学人和新生代学人一种新的互动模式。

另一方面，社会学者介入公共议题，也需要时刻保持一种审慎的态度。现在很多社会热点问题出现之后，媒体经常会找一些专家做访谈，或者上电视。但是，它有可能很容易就沦为一种非常廉价的媒体点评。每一个人，包括社会学者在内，其实都有自己的立场，这里正如皮埃尔·布尔迪厄所说，社会学家也应该用专业知识的武器来反思自己的立场。

我经常会反思自己的立场，反过来说，我对自己的立场也不是特别有自信，我不觉得我的观点就一定比别人更具有科学性，所以不会有很强的意愿说服别人。在课堂上，我也以传授知识为主，尽量力图避免在不经意间给学生灌输所谓的人生道理。

由李钧鹏主编的“历史-社会科学译丛”，收录翻译作品《规训革命：加尔文主义与近代早期欧洲国家的兴起》（[美]菲利普·S. 戈尔斯基著，李钧鹏、李腾 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谭徐锋工作室，2021年2月）。

新京报：其实你从事的学术翻译工作也是社会学者影响公众的一种方式。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件事？能不能介绍你正在准备和打算出版的翻译计划？

李钧鹏：学术翻译在社科院系中的认可度非常低，在我们这里完全不算学术成果。在做学术翻译的过程中，我也有过无数次打退堂鼓，想说我不再做了，但最后还是断断续续坚持在做这个工作。

网络上对此也有过很多争论，有些人说，我们翻译的书已经够多了。有些人说，现在很多年轻人都能看懂英文了，没必要做学术翻译了，我对此都不太赞同。就我的观察而言，学术翻译还是很有价值的，我周围学生中的大部分人接触不到英文版原书。即使可以通过网络下载，由于语言的阅读能力有限，也没有老师指导，很可能根本就不知道这本书从何谈起。如果你真的深入翻译的体系中，你会发现国内的翻译还是远远不够的，这块是我们的欠账，特别是比较好的译本。所以，我很希望把一些经典的、有价值的好书引进到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