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选自作和所著 《我们为什么会说脏话：你不知道的关于爆粗口的神奇趣味科学》。

Emma Byrne

我在男性主导的领域工作数十年学到了一个道理：在不文明的话题上放任一点，可以收获的益处多多。想要融入“男子天团”，骂脏话见效快过钻研足球越界规则，难度系数也大大低于打着饱嗝模仿《木偶戏团》主题曲。但脏话尽管在实验室中能为我所用，到了社会上却仍然很有可能损害我的形象。这点比不得男性，里外作风多少都能一致。不管这条结论合不合您胃口，研究还是显示：女性在现实生活中因为言语不敬而遭人侧目的可能性比男性高得多。

然而，这种针对两性的双重标准并非自古就有。

大约在18世纪早期，关于男女语言的风俗发生了一场极大的转变——可以简单将其概括为“男子要有力，女子要贞洁”。当时能够呼风唤雨的评论家纷纷教导女性，言语怎样要“干净”，哪些话要规避——尤其和与身体相关的字眼要划清界限。否则在现世要遭人全体之白眼，在身后万世沉沦于地狱。话已经说到这份儿上了，女性只好越发精通语言委婉的技艺，好变着法子继续说犯忌的话。与此同时呢，男性的言语直到今天仍然需要雄健有力，要掌握全局。因此我们社会中的男性说话往往比女性直接。女性则比男性更婉转（“我去补点妆”），在提要求时也爱为双方多留余地（“可不可以……？”）。

两性语言上的分化，说明脏话从此成了男性专属的词汇。因为脏话不仅被看作女子纯洁的对立面，它还是直截了当、富于进攻性的。世人赋予脏话的力量并不仅仅是捶胸顿足那么简单——当一个社会中只有男性可以接触和使用性行为和身体之类的禁忌语时，那么这种语言使用本身就是一种仅限于男性的权力。

通过脏话权，男性又进一步得以表达更为多样的情绪。从工作场合的脏话我们就可以知道，脏话用在开玩笑、发展同事关系和增强归属感上都是十分有力的。女性之间互相笑骂，已经不为现世所容。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拐弯抹角甚至几近于虚伪的交流模式。那些坚称女子本就该言语干净的人，可以说是将人类语言中最有力的部分从女性手中、口中、脑中彻底剥夺了数世纪之久。

如今女性撑起半边天，情况总该有所不同了吧？比如我作为女性，已经敢明目张胆地写一本书来为脏话正名，而且据我所知，我的朋友当中没有哪位对此有多少非议。自打我来到这世上，还从未因为性别质疑过自己说脏话的权利。研究表明，一方面当今女性使用“重口味”词语的能力已较过去得到了大幅提升，但另一方面，女性说脏话要比男性承担更严重的后果。男性说脏话，那是不羁和雄健的表现；女性说脏话，则要么是身心状况不调，要么是性格不靠谱。对此我不得不问：这是谁想出来的？

很多学者一开始就认定女性骂脏话不如男性多，紧接着就一门心思地去研究这种所谓现象的原因。在20世纪初期，语言学界仍然非常自信地认为：“男子多用俗言鄙语，女子则爱低回婉转。”

对此最常见的一条解释，无非就和“种马”（stud）的贬义小于“荡妇”（slut）的道理差不多。男女说的脏话皆多与性行为有联系。而既然女性在性生活上不检点遭到的诟病更大，同样也就需要尽量规避污秽的字词，以免玷污自己的名声。加上脏话同时还是一种直接性较强的语言，结果女性一旦“出口成脏”，仿佛就是违反天理。然而，类似这样的态度其实存在时间并不很久。

我们翻阅17世纪流行的书籍、册页，可以发现对于两性清浊有别的看法在当时才刚刚开始浮现。在自然中女性在客观上要承受更多的“污浊”，比方说怀孕、分娩，按照定义，包括性交、屎尿、血腥，但自此以后，社会上期望女性的头脑是一片清净天地，全无空间留给身体禁忌或其他说不得的话题。

在倡导改良女性言行作风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非理查德·阿莱斯特里（RichardAllestree）莫属。他一边当伊顿公学的教务长，一边又是英皇查尔斯二世的御用牧师，因而他的思想能够在极广阔的平台上得到传播。1673年他出版著作《仕女之思》（TheLadies'Calling）称，妇女频繁使用脏话便会导致性别上的变异，“神形俱化”，最终“姿态若男子”。阿莱斯特里还指出，女子言语不检点是对上帝所创秩序之莫大侮辱，“地狱所未及之处，世间最丑陋者莫如女子恶骂之声”。不愧为大胆的称谓！引来天父愤怒的，原非饥婴的啼哭或病患的哀号，而是会说脏话的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