阔人过生发财，穷人过生花钱。阔人过生，固然是恭喜的事，穷人过生，则甚烦恼。请客么？没有钱。不请客么？客来了，面子不好看。逃避么？逃到哪里？阔人的过生，则不然了。他们请客，固然也要花钱，但是他们所得的贺礼，比之他们请客所花的金钱，其价值往往大过十倍或数千倍。我们只看蔡京的生辰，单单其女婿梁世杰所送的贺礼，已有十万贯，便可知道阔人喜欢过生的理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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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万贯生辰纲，由蔡京方面说，是他应得的利息，由梁世杰方面说，也应该看做投资。因为是投资，所以用经济学上的术语来说，叫做“生产的消费”，能够生产利息。梁世杰花了十万贯的金钱，收买金珠宝贝，送给蔡京庆寿（第二十回），蔡京收到之后，当然要另眼看待梁世杰，于是梁世杰的地位安稳了，不，还可以步步高升。这个时候，当然有人像梁世杰巴结蔡京那样，来巴结梁世杰，于梁世杰的生辰，也送来十万贯金珠宝贝。这不是利息而何？何况梁世杰既然保得住地位，当然可以利用自己的地位，刮索民膏呢？于此，我们尚可以得到一种教训，就是官位愈高，愈不必直接刮索民膏，自然有不少的人，用他们刮索的所得，拿来孝敬他，直接刮索民膏，乃是县长老爷的职务，巨吏而尚直接刮索民膏，只足证明他是蠢家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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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的官俸是很微薄的，单单依靠官俸，绝对不能维持身份相等的生活。这个事情，由政府方面说，固然可以减少国家财政的负担，然其结果，实无异于默认做官的贪污。在中国，贪污成为普通的现象，不，而且成为原则的现象。如果你做官之后，而尚两袖清风，一定有人骂你蠢，反之，你能买地皮、筑洋楼、讨小老婆，则你最少必可得到“能干”的声名。固然在中国历史上，也有不少的清官，受了后人无限的崇拜。其实做官要做事，单单清廉，有什么可贵？人人感觉其可贵，就是反证贪污成为普遍的现象。天下乌鸦都是一样黑，有了一只白色的乌鸦，当然人人看做奇怪。哪里知道在法治森严的国家，清官只是辽东白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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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读书的人都想做官，这不但因为中国产业不发达，知识分子除了做官之外，没有别的谋生方法，并且因为受了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思想是由“修身齐家”出发的，而结局则归于“治国平天下”。“治国平天下”是政治家的职务，而在社会尚未发达、民智尚未进步的时候，人们要用自己的才干，以实行“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必须做官，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必须取得政权。孔孟栖栖季世，犹复游说诸侯，教以王道，到了言不能行，才退而从事著作，由此可知孔孟本人怎样注意于取得政权了。儒家的思想既以“治国平天下”为其最后目的，而孔孟的行动又欲取得政权，那末，读了孔孟的书的知识分子自然也想做官了。这个时候，如果除了孔孟的书之外，尚有其他学问，则读书的人固然不能指其全部都想做官，但是中国从前教育乃专教五经四书，即专教孔孟的学说，所以中国教育方针，不在于启发民智，而在于制造政治家。这样一来，不但知识阶级都想做官，便是一般民众也以做官为知识阶级的特权了。这个“读书做官治国”的思想既然成为知识阶级的心理，到了后来，知识阶级又忘却了“读书”的最后目的的“治国”，而只知道“治国”的中间手段的“做官”。“读书”和“做官”合为一体，由是教育方针又与“治国”脱离关系，而惟成为知识阶级“做官”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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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管怎样，做官的本来手段总是读书，做官的本来目的总是治国。读书乃所以养成才干，治国乃所以发挥才干，即人们用才干得到官爵，又利用官爵的地位，发挥才干，这乃是做官的本来意义，所以做官的公式可定为：

才——官——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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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久，这个公式就非变更不可，何以呢？自商品生产发达之后，商业成为储财的重要方法，官爵的地位可以刮索民膏，换言之，可以储财，因此人们做官就不以发挥才干为目的，而以储财为目的。官爵既然成为储财的工具，那末政府——有官爵任免权的人——要想储财，亦只有变成商人，变成提供本钱最便宜的商品的商人，把官爵卖给出价最高的人。这个事实最初发现于中国历史之上的，则为汉代。秦时已有鬻爵之制，始皇四年，“百姓内粟千石，拜爵一级”。汉承秦制，惠帝元年令，“民有罪，得买爵三十级，以免死罪”。文帝时晁错又提议鬻爵，并予以合理的说明，文帝从错之言，鬻爵遂成为确定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