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为中心

摘要:青年韦伯从对西方农业社会转型与农业资本主义的分析入手，试图寻见他毕生追溯的资本主义起源。《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是目前少有的介绍青年韦伯农业社会学的汉译作品，文集收录的四篇讲稿分别触及了西方文明的“农村化”、农业工人与农业资本家、农业转型中的国家干预及农业资本主义的风险等议题。韦伯的农业社会学论述既有学理价值又有时代价值，农业社会转型与农业资本化议题极强地关照了中国今日之农业发展方向。回顾近二十年的“韦伯研究”进路，突破既有认知框架，重新走向韦伯的研究起点亦即“韦伯研究”的起点——农业社会学是非常必要的。

关键词:农业转型；农业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经济政策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是现代最具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中国学术界曾兴起“韦伯热”，但对韦伯思想的认受远没达到深入或“迷思”的程度。人们对韦伯的熟稔有选择性盲点，人们过多关注中年韦伯研究而忽视了青年韦伯的思想和论述。甘阳将韦伯从1896年到1906年的四篇演讲稿集结成书，取名为《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列为《韦伯文选》的第一卷，其意在反映韦伯学术生涯早期的旨趣和关怀。全书包含了一条主线，即欧洲农业社会的演变与转型进程。青年韦伯（1897年韦伯精神崩溃之前的时期）正是凭借他对农业社会与农业政策的著述而在德国学术界崭露头角并一举成名的，而这个事实却因他日后的成就而被忽视和淡忘。韦伯于1908年撰写的The Agrarian Sociology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一书，按时间顺序讨论了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以色列的希伯来人社会、希腊的古典城市国家和罗马社会从共和国到帝国兴衰的演变，是有别于其他著述理路与风格的历史性综合研究。回顾中国近二十年的“韦伯研究”进路，笔者认为是时候突破既有认知框架，重新走向韦伯的研究起点——农业社会学（Agrarian Sociology）。

一、西方文明的“农村化” ：西欧封建社会的形成

《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收录的第一篇文章《古典西方文明衰落的社会原因》，是韦伯于1896年对弗莱堡学术协会所做的讲座。它脱胎于韦伯1891年完成和出版的讲师资格论文《罗马农业制度的历史对罗马公法与私法的重要性》，与韦伯的博士论文《中世纪贸易公司的历史》有一定关联。韦伯在文中指出，古典西方文明早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前就已经没落，其具体表现为罗马文学、法学、历史编纂的凋零乃至拉丁文的式微。古典西方文明的本质是“城邦文明”，其立足于以城邦市场为中心的交换经济，并且依赖乡村的奴隶制庄园来提供产品。它覆灭的根源在于“下层阶级家庭纽带的重建”，这一覆灭又恰恰标志着农民阶级复兴的开端。

西方文明在演进过程中经历了从“城邦文明”向“农业文明”的演化。对于这种演化，韦伯使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分析框架，分析了西方社会的经济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他指出：“罗马帝国的瓦解乃是基本经济结构发展的必然政治结果，这就是商业的逐渐消失和物物交换的自然经济之扩展。”古代战争的一大目的在于劫掠奴隶，而随着罗马帝国武力征伐的停止，奴隶的供应也陷入停滞。随着奴隶供应量的减少，奴隶这种“会说话的工具”变得稀缺和珍贵，为了使“会说话的工具”的使用能够可持续，原本无权拥有家庭的奴隶终于被允许结婚生子，这样才能为庄园源源不断地补充人手。相应地，部分奴隶因而可以租赁或获取一定数量的土地，从奴隶变成“拓殖农”（自耕农）。“拓殖农”的出现标志着西方农业社会的质的变化，“拓殖农”从“会说话的工具”变成了“世袭家仆”，也就成了实质性的小农。经济身份的变化带来了社会身份和法律身份的变化，进而塑造了一个新的社会结构。对此重大变化，韦伯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国家与“拓殖农”之间现在插入一个中间性权力，这就是地主，地主们（Possessores）形成了一个自成一体的权贵阶级，他们不需听命于地方和省的行政权威，而只服从皇帝本人。在罗马帝国后期，在东哥特人治下的意大利，以及梅偻瘟时代的高庐，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土地贵族阶级。简言之，古代西方那种较单纯的社会阶层划分——自由人与非自由人——已演变为一种新的社会划分，那便是“身份等级制”（St ndische Gliederu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