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景超先生（1901—1968）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他1922年毕业于清华学校，赴美后在芝加哥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系学习，该系以研究都市社区著称，形成所谓“芝加哥学派”。数年之后，吴景超成为中国“发展都市，实业救国”最有力的鼓吹者。吴景超主要研究都市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等领域，著有《社会组织》（1929年）、《都市社会学》（1929年）、《社会的生物基础》（1931年）、《第四种国家的出路》（1936年）、《劫后灾黎》（1947年）等书。

据说1988年中国人民大学召开纪念吴景超学术思想研讨会时，原资源委员会副主任钱昌照发言说，吴景超是在中国最早提出“官僚资本”概念的一人。是否“最早”，当然还可以由专门的学者去做考证工作，但说吴景超是最早一批提出“官僚资本”概念并产生较大影响的人，应该是不错的。通常人们认为，知识分子脱离实际，多书生之见，这话放在吴景超身上并不合适。他的实地调查工作和官场历练，他对历史的洞察力，都有超越一般书斋型学者之处。他冷眼旁观官场习气，心底并不认同，更不随波逐流。他重提董仲舒的理想，明知这一理想在历史上未曾发生实效，仍然不惮再次提出，其知识分子理想主义的情怀，昭昭可鉴。

202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吕文浩先生选编的吴景超先生文集《都市意识与国家前途》，这也是吴景超这些文字在1949年以后首次结集出版。本文原题为《官僚资本与中国政治》，已收入本书。

官僚资本与中国政治

文 | 吴景超

来源 | 《都市意识与国家前途》

美国哈佛大学的格来斯教授最近写了一本讨论资本主义发展史的书。在这本书里，他描写商业资本如何演变为工业资本，工业资本又如何演变为金融资本，以及最近国家资本的如何抬头。他这本书的资料，大部分取材于欧美的历史，但也有好几处提到中国。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以为工业资本是商业资本与应用科学联合的结晶。中国没有应用科学，所以至今还停留在商业资本的阶段里。

中国过去的经济活动，颇受商业资本的支配，我们对于格来斯教授这一点观察，是同意的。不过他所搜的中国材料，不够详尽，所以他没有发现在中国的历史里，还有一种资本，其势力正不下于商业资本，那就是官僚资本。中国的老百姓，对于这一点的认识，是清楚的，所以民间一向有“升官发财”的传说，表示过去一般人的观感，都以为做官是致富的一种途径。做官可以变成资本家，正如经商可以变成资本家一样。

官僚资本是如何形成的，实为一个很可研究的问题。社会科学家对于一个问题的探讨，本来有两个下手的方法，一是实地的调查，一是历史的研究。我们现在愿意采取第二个方式，利用前汉的史料，来分析官僚资本形成的方式。

第一种方式，我们可以称之为“董贤式”。一个做官的得到皇帝的信任与好感，便可在他的任内，得到许多的赏赐。国库的公款，用赏赐的方式便变为私人的财产了。董贤是哀帝的幸臣，一生所受的赏赐，不可胜计，哀帝死后，董贤失势，王莽抄他的家，发现他的财产值43万万。

第二种方式，我们可以称之为“田蚡式”。田蚡在武帝时，官做到丞相，说什么话武帝都听他。田蚡便利用这种优越的地位，广收贿赂。韩安国犯罪失官，想卷土重来，便以五百金送给田蚡，请田蚡替他说好话。田蚡受了他的钱，替他吹嘘了一下，韩安国便做了北地都尉。还有一位首创击匈奴之议的王恢，临阵逃脱当斩，也送千金给田蚡，请他设法减罪。这一次田蚡的话没有发生功效，但是千金已经到手了。田蚡便利用这些收入，享受那“治宅甲诸第，田园极膏腴，后房妇女以百数”的生活。

第三种方式，我们可以称之为“田延年式”。田延年是霍光同时的人，官做到大司农，掌握全国的财政。大司农要替公家运输，租用民车三万辆，每辆的租值是千钱。他报账的时候，却报了假账，说是每辆要2000钱，总共是6000万。他付给老百姓3000万，另外的3000万自己上了腰包。这件事体本来没有人知道的，恰巧当时有两位商人，姓焦的与姓贾的，私囤货物数千万，想居奇取利，给田延年发现了，便把这些货物充公。这两位商人受了这种损失，心中有所不甘，便花钱打听田延年犯法的行为，于是才发现了这笔假账，田延年也因此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