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文浩，2018年在西安（刘宏畅 摄）

编者按：在追求现代化的进程中，百年中国遭逢了无尽的跌宕与激越，不可避免地与传统渐行渐远，而作为“传统”载体与象征的乡村也无可奈何地衰败与颓圮。眼下，伴随着我们编织着“乡愁”去挽回逝去的记忆，自上而下地振兴重建乡村运动在国家政策的驱动下正在渐次展开。与此同时，城市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疯狂地生长，高楼大厦鳞次栉比，车辆川流不息，两亿农民工往来穿梭于城乡之间。城市与乡村，前者繁荣后者衰落，持续上演着近代以来城乡二元对立的活剧。从城乡统筹发展到城乡一体化发展再到城乡融合发展，决策者和思想者为改善乃至消除城乡之间的不充分不平衡发展状况殚精竭虑。追根溯源，今天我们所经历的问题，早在百余年以前就开始了。20世纪前半期，有一位前瞻性的社会学家吴景超从当时中国积贫积弱的现实状况出发，参照欧美先进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经验，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要以城市化与工业化为龙头，并以其带动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他对走这条道路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将要出现的若干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为了缅怀这位思想上的先行者，也为了使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有可借鉴的思想资源，最近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吴景超关于都市化工业化及城乡关系的文选——《都市意识与国家前途》。学人编辑部趁这本新书发行之际，专门采访了该书编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吕文浩先生，请他对这本书的选编思路，吴景超先生的若干重要论述，以及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吴景超先生的文献整理和研究状况，从编者的个人视角对读者做一些基本的介绍。

访谈学者：吕文浩，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200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获博士学位。专业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文化史、思想史、社会史、社会学史等，著有《潘光旦图传》《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潘光旦》等书。

采访人：孙绪谦，下文简称“学人”。

学人：您在最近出版的《都市意识与国家前途》一书编后记中，以“不该被遗忘的一位前瞻性的社会学家”来定义吴景超，文章开头也介绍了吴景超取得的种种成就以及参与了相当多的论战，这样一位活跃的社会学家是从何时开始被遗忘的，又为什么会被遗忘呢？

吕文浩：关于吴景超的“被遗忘”的原因，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

第一，他的思想超前于他的时代，以前很少人能意识到他讨论的那些问题的重要性。比如，他主张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结合，排斥当时流行而且后来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主张以制定最低工资律、征收累进所得税和遗产税、政府举办公共事业等办法来“均贫富”；他介绍西方给工人提供失业保险、疾病保险、灾伤抚恤、老年恤金的经验，希望中国的有关各方能够注意与借鉴；他介绍西方实施强迫教育律（义务教育法）和家庭津贴来消除因家庭出身而产生的社会不平等；他从西方社会分担家庭职务和性关系的开放看到了未来婚姻和家庭可能的变动趋势。

吴景超（1901—1968），社会学家（图源网络）

第二，他的著述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得到系统的整理和再出版，当代读者很难有机会了解他的想法。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吴景超的著述被翻译和整理出版的仅有下列三种：

（1）《唐人街：同化与共生》，筑生译、郁林校，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吴景超文集》，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

（3）《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商务印书馆“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2010年版。

相对于他的宏富著述，现在重新出版的仅仅是很小的一部分。读者没有办法读到他的著作，怎么能领略到他的思想风采呢？

这样一位活跃的社会学家是从何时开始被遗忘？我想要从1957年他被错划成右派算起。这些年已经有一些人认识到他的思想的价值，开始做了一些研究，但这些研究数量太少，质量高的不太多，而且在公众之中传播得很不够，所以，普通读者可能会觉得这个名字有点陌生。

学人：您是如何“发现”吴景超的？

吕文浩：我是在研究中国社会学史，特别是在研究潘光旦社会思想的过程中接触到吴景超的著述的。起初若干年，我对吴景超的接触是局部的、片段的，没有引起特别的注意。那些年，我搜集了一些吴景超的著述，看过一部分，不过主要的关注点是它们对我所研究的问题所具有的“史料价值”。这一时期给了我一些触动的是南京大学教授庞绍堂的《吴景超先生的学术思想与学术风格》一文[《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和谢泳先生的《清华三才子》第三章“学者吴景超”（新华出版社，2005年）。两位前辈对百年中国社会发展趋势及其症结都有很敏锐的观察，他们对吴景超的评价之高超出了我的预期，不过，他们的论述中多少都有一些“先入之见”和感情色彩，还不能从学理上完全使我折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