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在呈贡区古城当地的一座始建于清嘉庆年间(1818年)至今仍保存完好的古城“魁阁”，是抗战时期的云南大学社会系研究室旧址，是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主席费孝通先生曾经生活工作过的地方。1986年6月，费孝通先生重返呈贡，即兴挥毫写下了“远望滇池一片水，水明山秀是呈贡”的诗句。费老曾经深情地感慨道:“云南(实指呈贡)是我学术生命、政治生命和家庭生活的新起点。所以，我把云南(实指魁星阁)当作我的第二故乡。”古城“魁阁”，具有极高的历史文物价值和抗战文物学术价值。

1938年，刚从英国学成归来的费孝通先生带领一大批学者，为了躲避日本飞机不断空袭轰炸昆明市区，被迫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社会学研究室迁至昆明东南的呈贡县(今昆明市呈贡区)大古城魁星阁，抗战胜利后才搬回校本部。在这里，他们以国家民族的命运作为自己的责任担当，把学术研究与改造社会的实践相结合，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奠定了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基础，并产生了“魁阁精神”。

从1938年到1946年，费孝通先生在这里主持并带领一大批学者，深入呈贡、禄丰、易门、玉溪、大理等地开展社会调查，研究成果颇丰。其中，以费孝通先生的经典著作《江村经济》(又译《中国农民的生活》)、《乡土中国》最为出名，并被翻译成外文出版，有很高的人文社会学研究价值。费孝通先生在那个年代，在生活特别艰苦的条件下，能深入调研、潜心研学，确是难能可贵的，而古城“魁阁”，因为有费孝通先生生活工作的这段历史，而被一代又一代学人引为赞誉。

先后参加“魁阁”研究的有费孝通、陶云逵、许烺光、瞿同祖、林耀华、李有义、张之毅、史国衡、田汝康、胡庆均、谷苞等人，可谓精英荟萃。“魁阁”走出的知识分子力图从田野调查中去探寻中国的经济状况、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致力于云南农村经济、乡镇行政及工区、工厂、劳工等方面的调查研究，从而为中国的发展提供宝贵的依据与思路。当时“魁阁”的成员所接受的多是西方的学术训练，但他们在学术研究中重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田野调查方法。虽然处于抗战的烽火岁月，但中国知识分子仍在脚踏实地用社会学的理论和田野调查的方法，去发现、认识和试图改造中国社会。这种把个人的学术研究与命运际遇同国家命运和社会改造实践相结合的学术道路，为社会学的中国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青年的费孝通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关心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思考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现状的道路。《费孝通传》这样描述他为什么会对中国农村进行研究:“至于我自己，我不是从兴趣出发，或者说我的兴趣是种地。但我认识到我的责任，因为我知道我所从事的工作是有其功能的……不管怎么说，我已经受过这种训练，现在必须负起这个责任来。如果你喜欢它，那很好;如果不喜欢它，这个工作还得做--这是纪律。”由此可见费孝通先生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

“魁阁”时期，田野调查硕果累累:费孝通与张之毅的《云南三村》、史国衡的《昆厂劳工》、田汝康的《芒市边民的摆》、许烺光的《中国西南新工业中的劳工与劳工关系》等，这些著作堪与欧美同时期的著作比肩。这些实地调查的成果，使当时中国的社会学显现了理论与社会生活实际相结合的学术品格，并由此向世界展示了战火中的中国在学术研究中取得的成就，也让世界认识和了解了一个更为全面的中国。

费孝通先生在中国社会学界的崇高地位，举世公认。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杨清媚在《最后的绅士--以费孝通为个案的人类学史研究》中认为:“作为中国社会科学的重要奠基人，费孝通影响了整个中国人类学的发展过程，而且他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和书写，构成了面对新的世界格局，中国学者如何思考自身的表达方式。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他，就是在多大程度上寻找值得追溯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之未来的基础;理解他，就是在理解中国人类学的历史和未来。”

国外研究费孝通先生的著名学者--美国学者戴维·阿古什曾在《费孝通传》中描述了“魁星阁精神”的一个方面:“费正清夫人在访问了魁阁后曾经描写到:魁星阁物质条件很差，但艰苦的工作精神和青年人明确的工作目标，给人深刻的印象。”费孝通先生本人一直对“魁阁”念念不忘，多次向他在北大的助手和同事谈到“魁阁精神”，并希望能以此精神建设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魁阁精神”对于学术界独特的、重要的价值，正如费孝通先生主张认识中国社会和改造中国社会一样，“魁阁精神”鼓励着研究者们认识中国社会必须要深入到社会实践中去，从科学的调查入手，身体力行，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