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岁的明明常年和爷爷奶奶、伯父伯母住在一起。因长期冰冷的家庭关系，明明出现了心理障碍，夜晚需要依靠安眠药入睡。社区、周边邻居都意识到，这恐怕是个隐患问题。但外部力量的介入却是困难的。

在日前举办的第十届上海市公益伙伴日专题沙龙暨社会组织参与困境儿童关爱帮扶研讨会上，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程福财介绍了他在暑假期间遭遇的这则案例。一句“我的孩子你管得着吗”，让一些和明明一样的困境儿童，在原生家庭的阻挡下，失去了一双来自外部的、扶持的大手。

而这恰恰也是困境儿童关爱帮扶相关社会组织所面临的困境之一。研讨会上，来自上海市民政局、各区民政部门以及上海多家儿童福利相关社会组织，就近年来上海乃至全国各地围绕困境儿童的社会支持展开探讨，理念、专业人才、创新方式、托底办法……一个个普遍的困扰和解决方案浮出水面。

走进一个家庭有多难？

2016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有关困境儿童家庭尽责、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保障工作格局开始进入建设和完善阶段。然而，不论政府层面，还是社会层面，都已在实践中发现，困境儿童的保障背后，基础的人、力、物、财的支撑是一回事，关键是要怎样进入到一个家庭中去，感知和了解孩子身心所处的“隐秘的角落”。

“这的确很难。我们的服务要进入到家庭，触及到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尤其在面对一些可能不负责任的家长时，怎样取得信任，得到一定程度的权限去引导家庭氛围、家庭关系？这都是非常细腻的事情。一不留神，儿童保护的社工就变成家长眼中‘抢孩子’的社工。”程福财说。

“这实际上也反映了儿童福利制度发展到现阶段所面临的焦虑。”上海市民政局儿童福利处处长陶继民指出，针对困境儿童的保障体系或许可以在短时间内构建起来，但基层的实际操作中，关键是要面临千百年来已经形成的有关家庭制度的社会观念问题。

“家长对于基层儿童工作会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和眼光：你们要干什么？我的孩子为什么需要你来管？服务的提供方是不是合法的，是取得政府许可的，还是家庭许可的？这是中国社会家庭侵权制度在发生变化。在这个变化过程中，一定会面临一定阶段的法律、政策体系不完善。目前来看，有些儿童的境况让我们觉得从到情理上应该帮助他，但涉及原生家庭不得不止步，因为在法律层面有可能惹来麻烦。这些都需要全社会共同推动，来完善困境儿童国家监护的支持制度。”陶继民说。

仅仅帮孩子足够吗？

近年来，有关孤儿、残障儿童、犯罪家庭儿童等群体的社会组织团队在不断壮大。“他们可以进行跟踪式的服务，相比政府主导的、传统的救助方式，更加细致、持续性强，能够触及政府的手触及不到的地方。”普陀区民政局副局长李韵皎表示。不过，业内各职能部门、社会组织也已普遍发现，困境儿童保障工作除了需要相关的专业社会组织外，更多时候还需要其他各类社会组织的广泛联通。

“光解决孩子的问题可能不够，根本要解决家庭的问题。”上海艺助行公益促进中心理事长程丽在过去10年间，带领一批家庭从事竹编这一国家传统非遗项目，帮助其脱贫，走向正常的、自给自足的生活状态。

“当我们深入到湖南、四川农村，培养当地的手艺人时，发现了当地有许多留守家乡的困境儿童。他们是非常缺爱的，长期和祖辈生活在一起。有些孩子心目中，是妈妈不要他们了。那里的景色很美，却因为没有发展机会留不住壮年劳动力，我们就发起了‘妈妈留下来’项目，帮助他们把刺绣做成产业，让贫困户居家就业增收。通过扶持‘上游’，得以让‘下游’的孩子从小生活在有爱的环境中。”

上海敏慧儿童发展中心负责人任瑞杰指出，在上海，大多数困境儿童面临的问题，脱离了吃穿层面，而是深入到精神慰藉、心理干预的层面。“需要社工真正进入一个家庭，甚至帮助重新设置亲子家庭关系。”

任瑞杰曾遇到一个帮扶对象，是一名孤儿。9岁时孩子亲眼看到父母自杀的场景，一度心理压力非常大。即便是治愈了创伤，在融入社会的一关仍有很多考验。例如，奶奶带着孩子去吃肯德基，拿了餐食后，孩子极力要求带回家吃，原因是无法面对别的小朋友能和父母坐在一起吃饭的场景。“这对社工也造成了极大的挑战，我们如何帮助孩子建立更好的心理弹性，去适应这个社会，这需要长久的、精细的、专业化的支持，也需要可持续的、专业社工人才的培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