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外卖就是与死神赛跑，和交警较劲，和红灯做朋友。”9月8日，《人物》杂志深度报道了外卖从业者的困境，引发广泛反响。

该报道多处引用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郑广怀教授团队的调研报告《武汉市快递员外卖员群体调查：平台工人与下载劳动》以及郑广怀的观点。9月9日，时代财经专访了社会学家郑广怀，深入探讨了技术、服务业、资本与从业者的关系，剖析造成外卖骑手困境的原因。

郑广怀指出，资本在这个链条中的基本逻辑就是风险转嫁。这种转嫁的巧妙和隐蔽性就在于：通过改进算法与程序设计，平台可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并将负担与危险抛给原子化的劳动个体。“从这个角度来说，技术的运用是阶级化的，底层阶级承担了风险，却只能为养家糊口而奔波。”

9月9日凌晨，饿了么推出“五分钟功能”，即在结算付款的时候增加一个‘我愿意多等5分钟/10分钟’的小按钮，如果消费者不是很着急，可以点一下，多给蓝骑士一点时间。对此，郑广怀认为，“系统是死的，人是活的。不能让人去适应系统，消费者的选项只是一种迁就系统的行为而已。”

算法塑造了“平台工人”

时代财经：据相关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全行业外卖订单单均配送时长比3年前减少了10分钟。这是算法得出的，也是各个骑手把违反交通规则、冒着个人安全作为常态而间接导致的结果。你怎么看这个由技术、人性、资本共同作用带来的困境？

郑广怀：资本在这个链条中的基本逻辑就是风险转嫁。这种转嫁的巧妙和隐蔽性就在于：通过改进算法与程序设计，平台可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并将负担与危险抛给劳动个体。从这个角度来说，技术的运用是阶级化的，底层阶级承担了致命的风险却只能为养家糊口而奔波。

骑手在配送过程中违反交通规则来适应系统，考量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时间压缩是不是建立在一定的底线基础之上？具体地说，底线意味着时间的压缩是不是建立在一定的劳动标准之上，至于劳动标准的高低则取决于整个社会的价值立场。

但更大的问题是，很少人觉得骑手从事的是“劳动”，更没有人觉得是剥削。以算法为核心的技术在平台资本主义时代，将剩余价值的生产掩盖地更加细密了。

时代财经：算法和技术是怎么将剩余价值的生产掩盖？

郑广怀：关于技术方面，我们的研究曾引入了“下载劳动”的概念来理解平台工人的劳动过程。

“下载劳动”是指平台作为巨大的具备反思能力的有机体，将一套精密且动态调整的劳动控制模式“下载”到工人身上，全面塑造乃至取代工人原有的主体性。

表面上，“平台工人”只是下载了一个APP作为他们工作的辅佐，甚至把该APP作为某种生产工具。实际上，他们是“下载”了一整套塑造主体性的时空框架。平台的话语通过“下载劳动”这一形式创造了“平台工人”。这种塑造贯穿于平台工人所有时间和空间，它不需要依赖实际的车间，也不局限于劳动时间，也没有依靠具体的“塑造者”。

这个控制人的平台，是通过算法得出来的。比如某购物平台试图实行算法监督，系统控制每个工人工作的时间，计算效率和速度并报告出结果，进而发出指令，对于不合格的工人直接解雇。这样的信息技术控制着人的每个动作、速度、质量。

面对这样的控制，外卖员会发挥一定的主观能动性，调用现实中的人际关系、采用灵活的办法，例如逆行、冲红灯来争取时间，来迎合系统，但这些“系统漏洞”也很快会被算法优化。

在这个过程中，时间控制也使工人处于高度紧张状态，而且平台还模糊了劳动关系。“平台工人”与平台仅是签约关系，与外包公司是雇佣关系，甚至“众包”工人都没有雇佣关系。这种模糊的劳动关系使工人维护权益更加困难。

时代财经：外卖平台追逐利益最大化，把风险转嫁到了缺少议价能力的骑手身上，怎样才能降低风险？

郑广怀：“弱契约”是外卖行业一个特点。这种零工经济具有高度不稳定，劳动关系若即若离，工作与行业流动非常频繁等特点，这也是零工经济用工灵活决定的。

平台经济的发展和平台数量的快速增加提供了大量灵活就业的机会。这种就业模式很大程度上与工业化社会中建立在雇佣制度基础上的传统就业方式不同。目前的法律规范还不够完善且尚未完全适应“平台工人”的工作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