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龙华一处城市角落里，游荡着一群90后、00后农民工，他们被大家戏称为“三和大神”。许多媒体渲染“三和大神”们“干一天玩三天”，以极低的收入过日子的事迹。三和真的是自媒体所渲染的“黑色桃花源”吗?他们为何会在城市里“混吃等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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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记者 徐悦东 编辑 徐悦东 校对 刘军

在深圳龙华一处城市角落里，游荡着一群90后、00后农民工，他们“干一天玩三天”，一天只吃5块钱的面，沉迷网吧，经常睡大街，十天半月不洗澡、不换衣服。这群“堕落”青年被大家戏称为“三和大神”。“三和”来自于“三和人才市场”——这是三和青年的活动轨迹的中心，他们在这里寻找日结（即每天结算薪水的工作，三和青年喜欢做保安、快递员和工地工人）工作，以获得收入来源。“大神”是一种对他们挑战“人类生存极限”，以极低的收入过日子的调侃。

NHK的纪录片《三和人才市场：中国日结1500日元的年轻人》让“三和大神”这个名字火爆网络。在纪录片里，大家也许会被他们的消极的工作态度和极低的生活质量震惊。若在网上搜索“三和大神”，我们还能找到许多三和“传奇人物”在都市隐秘角落的传说——比如反叛生活而“阅人无数”的红姐，生活极其艰难却仍然对小狗很好的小黑。

这些传说神化了这群三和青年的遭遇。这群游荡在三和的新一代农民工，原本怀揣着赚钱致富的梦想来到深圳，现实却无情打碎了他们的梦想。他们卖力工作，却只能游走在都市边缘，在一次次遭遇黑中介和黑厂坑蒙拐骗之后，他们滑落到身无分文的境地。渐渐地，这个群体形成了底层社会独特的生活状态和人生态度。他们“破罐破摔”，抵制枯燥无味的流水线工作，在三和周边“混吃等死”，乐在其中。在网络自媒体上，三和甚至被渲染成中国最接近“嬉皮士乐园”的地方。这些报道满足了读者的猎奇心理和对精神乌托邦的需求。

▲NHK《三和人才市场》纪录片剧照

但是，三和真的像自媒体所渲染的那样，是一个“黑色桃花源”、“废人村”吗？三和青年为何不再像上一代农民工那样努力挣钱，却在大城市里“混吃等死”？这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社会成因？在保罗·威利斯的名著《学做工》里，“家伙们”看透了未来没有选择的生存状态，从而衍生出抽烟喝酒、旷课打架等反对学校权威和社会不平等的“反学校文化”。而在“知识改变命运”深入人心的中国，这些未接受高等教育的三和青年进城打工，他们却似乎洞察出工厂的“剥削”性质和失去向上流动的可能性，从而衍生出“干一天玩三天”、做日结的“反工厂文化”。但迄今为止，学界却还没有对三和青年的“反工厂文化”进行过真正严肃的学术探讨。

中国社科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田丰，长期致力于研究社会分层、社会治理和社会问题。他在一次饭局中得知了三和大神这个群体。于是，他和他的学生林凯玄，在没有科研基金的支持和政府部门帮助的情况下，决定对三和青年展开研究。这项研究非常困难，他们只能通过拆东墙补西墙的方法筹集经费。此外，三和青年对研究者的戒备心很强，因为他们害怕让三和之外的人知道他们的窘迫处境。因此，为了观察这个群体，他俩只能采用完全沉浸式的方法去观察和感受他们的日常生活。

对于三和青年这个社会现象，田丰和林凯玄并没有采用某种框架去进行理论解释。他们采用的是基于社会事实的白描研究。三和青年这个群体很复杂，因此研究者非常难用某个理论框架下解释这个现象。田丰和林凯玄还想还原三和青年的真实状况，他们并不像媒体里说得那么极端。此外，中国社会处在转瞬即逝的变革之下，很多社会现象来不及深入研究就消失了。这时候，基于社会事实的白描研究有助于研究者抓住社会现象转瞬发光的一刻。

三和青年是如何形成的？他们为何和老一代农民工不同？三和青年这种底层社会，跟国外的贫民窟又有什么样的异同？为何三和青年会出现在深圳？为何三和青年过得那么拮据都不回家？为何他们会选择做日结？日结和零工经济又有何不同？三和青年作为弱势群体，他们为何不能团结起来抵制黑中介和黑工厂的盘剥？他们又该如何改善自身处境？中国社会该如何预防三和青年的出现？三和青年还有什么样的出路？三和青年仿佛是一个社会研究的“枢纽”。这项研究把中国社会发展的各种关键点——职业教育、劳动保障、人口流动、产业升级、城市改造、留守儿童和户籍制度都联系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