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科技变革的时代，人文学科面临着巨大挑战。2017年，美国希拉姆学院提出了“新文科”的教育理念；2018年底，我国提出大力发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的决策。新闻传播教育的“新文科”之路该怎样走？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负责建设的山东大学一流学科激励计划项目“媒介科学”做了积极的探索。“媒介科学工坊”栏目将对该项目成果进行刊发。本栏目由该项目负责人，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明洋主持。

首期“媒介科学工坊”专栏推出三篇文章。《媒介研究的科学化转向》从媒介研究的三次转向入手，分析了媒介研究科学化转向的表现和原因，并从理性回归、边界突破、体系建构三个维度对媒介研究的科学化转向进行了未来想象。《文化科学、媒介科学与文化分析》以传播学为视野，梳理分析了近些年大数据研究的发展逻辑，提出了从文化科学到媒介科学再到文化分析的进路。《媒介文化与大众文化互动关系的变化》则基于媒介环境学的视角，提出媒介文化与大众文化互动关系具有较强的社交色彩，其生成机制强调自我的表达，传播模式具备极强的互动特征。

媒介研究的三次转向与一次升级

“媒介”，作为新闻传播学学科研究对象，几乎贯通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和历史时期。如果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和美国的社会学研究作为现代传播学的思想源流，20世纪的媒介学研究经历了三次重点学科转向，并构成了媒介与媒介学研究的总体脉络。

第一次转向，是20世纪初期，随着以报纸、广播为代表的大众传媒的繁荣发展，芝加哥学派提倡的社会互动理论和李普曼对大众传媒与社会舆论的关注，为媒介的新闻媒体研究带来社会学转向，关注媒介的社会角色与社会功能，奠定了媒介社会学转向的基石。

第二次转向，是20世纪中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等传播学批判学派为代表，关注焦点从对战争的反思和新科技革命的态度，到文化生产和媒介消费，奠定了媒介研究的政治经济学转向。

第三次转向，贯穿20世纪百年，包括芒福德、伊尼斯、麦克卢汉、波兹曼等，重点研究作为社会环境的媒介，聚焦媒介技术发展史、媒介形态与社会变迁等，形成了媒介研究的媒介环境学派。

1979年，德布雷在其《法国的知识权力》一书中首次将“媒介学”作为新名词提出，对新闻传播学研究视域下的媒介进行了一次升级尝试，由传统媒介研究上升为试图建立“非学科门类建制概念”的媒介学。

媒介研究的三次转向和德布雷“媒介学”概念的提出，共同点是都产生于以现代互联网为代表的第四次信息技术革命之前。他们的共同缺憾是基于人文精神关注媒介与社会、媒介与技术、媒介与人的互动关系，缺乏对媒介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的有效关联。在新媒介环境和技术背景下，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全新技术的出现及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快速应用，在媒介学与新科技革命为代表的自然科学间建立了强关联，也给媒介学研究的科学化转向提供了理论想象与可能空间。

媒介研究科学化转向的表现

媒介研究的科学化转向表现在研究机构、研究主体、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四个方面。

从研究机构来看，近年来新闻传播学主流研究机构在媒介学与自然科学的跨学科研究方向上屡有突破。2018年，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计算传播学研究委员会，以关注人类传播行为的可计算性为基础，挖掘人类传播行为背后的模式和法则，分析模式背后的生成机制与基本原理。中国传媒大学成立了脑科学与智能媒体研究院，聚焦新人工智能、智能媒体等教学领域，开设有脑科学与智能媒体、智能媒体技术等相关课程。山东大学立项“媒介科学一流学科激励计划”，建设媒介技术与文化传播实验室，并探索开设“VR人机互动设计与用户体验主题工坊”等实验教学课程。

从研究主体来看，有两个变化趋势。一是高校新闻传播学专业教师和研究者的学科背景更趋向于多学科、跨学科人才，尤其是具有理工科背景的文理交叉学科年轻教师大量进入新闻传播院所任教。二是研究主体从传统新闻传播学科进行外延扩展，一方面，由传统学术界向新闻传播业界扩展，借助国内媒体融合发展的国家战略背景和新媒体技术的成熟运用，大量新闻传播业一线业界精英参与到媒介技术、媒介文化等经典研究中；另一方面，由新闻传播学界向其他学科扩展，大量社会学、心理学甚至计算机科学、神经科学、医学、物理学等领域的研究者进入媒介研究领域，在媒介学和其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跨学科研究中发现新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