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空间协商·没想到你是这样的：第三届CAFAM双年展”，以二维码丛林的展示方式及作品协商讨论会方式，解构与重构美术馆的策展、展示及传播机制

“体制批判”的理论话题及相关论述，近10年来国内似乎讨论得比较多。一方面，这样的理论思考与研究为艺术生产机制、艺术制度等带入新的视角与探讨的深度，开阔了艺术理论、批评及相关社会学研究的视野；另一方面，我们也意识到，从“体制批判”到“体制化”的过程具有一种互相转化、无法摆脱的内循环特征。无论是处于艺术生产体制中的艺术家、艺术生产者等，还是本身就是体制一部分的博物馆、美术馆、艺术机构、艺术市场等，都逃脱不了“体制化”的结果，或根本就乐于安享“体制化”。这也就使得我们会怀疑“体制批判”是否是一个假命题？“体制批判”是否只是一种艺术策略，而最终还是认同并乐于“被体制化”？或者，中国这样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的体制机制，其运转功能强大，其相关的利益后盾盘根错节。而作为意识形态体制中的博物馆、美术馆系统，能否从这样的体制内部来进行“批判”与“反思”，推进中国的美术馆学科理论及实践与国际前沿文化对话的可能性，也参与到当代艺术生产机制及理论研究的社会实践中？这正是本文写作与研究的出发点。

上· 1969年，作为瑞士伯尔尼美术馆馆长的泽曼策划了“当态度成为形式”展览，在伯尔尼美术馆展出，展览颠覆性地针对美术馆及艺术界僵化的体制及观念，影响巨大。随后，泽曼辞去了美术馆馆长职务，走上了独立策展人的道路。

下·在“当态度作为形式”展览中，Weiner从墙上挖了1平方米下来。

作为美术馆学的研究者，希望从美术馆体制的主体内部来探讨“体制批判”的相关问题，同时也有必要简单梳理“体制批判”理论出现针对性及反思性的理论过程。

一、美术馆是“体制批判”首当其冲的对象

20世纪60年代开始，学界较多地讨论“体制批判”问题。“Institution”一词具有多重含义，在这里译为“体制”，但它兼有无形的“制度”和有形的“组织”多重含义，所以“体制批判”实际是指代对于艺术制度和体制的批评。

在“体制批判”的针对性论述中，往往作为艺术生产体制的主要交叉节点——博物馆、美术馆，成了批判、反思与挑战的重要对象。博物馆和美术馆在整个艺术生成机制、结构与流程，包括艺术家、环境、时代、思潮、批评家、理论、市场、画廊等环节中，是关键的聚合点。美术馆和博物馆的策展、理论表述与批评、艺术史话语、空间展示及展览方式、收藏机制，以及美术馆的解读及与公众的关系等，成了艺术生成机制中一系列重要的因素、焦点，形成了环环相扣的关系。因此，在“体制批判”的理论框架中，无论是对策展机制、展览制度的批判，还是艺术价格体系、市场规则、社会机制等的生成，还是艺术史法则、艺术语言系统、公众策略等，往往交叉点与生发处都与美术馆、博物馆密切相关，美术馆、博物馆本身也在这样的艺术体系与社会规则中生成自身的制度性话语及操作性法则，极大地影响着整个艺术生成体系的建构与演进。

因此，博物馆、美术馆体制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也就一直是“体制批判”及新博物馆学反思首当其冲的对象。在“体制批判”中，从理论家、哲学家、文化学家层面，对艺术的生产机制，包括对历史中的艺术生成与转型作出了很多精辟的分析、论述；从艺术家的层面，针对艺术体制的空间问题、权力问题、收藏体制问题等，进行了批判性、介入性的创作；而作为体制中主要一环的机构，特别是博物馆、美术馆，也对自身的运作机制作出了层层的反思，在“自我批判”中体现出对体制及体制化的抗争。

首先是来自哲学家、理论家的“体制批判”。从哲学家、社会学家的角度来看，布尔迪厄（P i e r r e Bourdieu）强调的是艺术品价值生产的体制，而不是具体的艺术品生产。价值是不能单靠具体的物品本身来实现的，作品能否有价值得需要别人来相信和认同。人们接受艺术品是因为相信和认同艺术品有着特殊的价值和意义，而要实现艺术品的接受，就需要有美术馆、批评家、策展人，也包括学院、艺术教育等各个机构和环节来发挥作用，构成一个场域、一个权力空间，艺术在其中获得“圣名化”。艺术的价值是由这样的权力空间与体制场域所赋予的。

在体制论的视角下，艺术处在一个由理论、观念、机构、空间、人员等各种要素所构成的庞大的权力空间当中。这一系列的权力空间，可以在作品所处的物理空间中获得一个表面印证。当年，杜尚的小便器《泉》之所以成为划时代的“艺术品”，它的生产机制就是围绕着展览会、美术馆这样的文化权力空间而综合生成的；安迪·沃霍尔的《布里洛盒子》也具有相似的意义。杜尚的小便池是摆在展览会上，而非普通人的家中；沃霍尔的汤罐被挂在画廊里，而不是摆在超市中。展览会、美术馆、画廊，不只是一个特殊的地点，更是一个可以给放置于其中的物品以艺术之名的地方。这样的权力空间产生并召唤着一种对艺术的信仰和认同，那么，在这里，艺术、艺术家、意义生成、社会认知、艺术史认可，从而进入收藏、市场、价值认知等，都围绕着美术馆、展览机构这样的权力空间及权力体制来展开。“体制批判”主要针对的是“权力”“空间”“话语权”等体制机制，而恰恰，博物馆、美术馆就是这种权力体制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