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比利时著名史学家亨利·比兰曾在《孪生艺术》一文中提到：“文学艺术领域内的诸多变动，或早或迟，都会在电影艺术中有所体现。这不仅是因为电影艺术是一种外向的，从任何其他艺术门类中都能获得经验的艺术，还因为——这或许是更根本的原因——电影艺术的本质就是文学艺术在银幕上的展现。”比兰的观察不仅给我们提供了结论，还给我们以重要的启发，即文艺思潮的变动一定会在此后的影视作品中带来显著的改变。20世纪90年代后期，西方盛行着社会学的文艺思潮。社会学的概念和理论从此不再是社会学学者的专利，它们完全具有自由流动的潜力，从而得到了文艺学领域的重视。很快，进入新世纪以后的中国影片拍摄，便广泛接受了社会学理论的启发，成就了中国当代电影的勃兴。

一、社会学理论的基本概念及其对电影制作的影响

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兴起可上溯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闻名遐迩的加德纳在1952年出版的《史学阐释的本质》和1959年出版的《历史理论》直接将社会学的相关成果带进了当时西方的主流学术界，这在当时的知识界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据说这两部专著在出版当年便已收到七份书评。此后，史学界首先向社会学抛出了橄榄枝，1964年，加德纳的高足卡曼划时代的《社会学与史学》问世，在他看来，影视作品既然不可避免地要表现社会内容，那么这一艺术形式自然也就要受到社会学理论的影响，卡曼对适用于影视艺术的社会学理论的基本概念加以明确的限定：“社会学的范畴极其宽阔，而且会因其作用对象不同，而具备不同的内涵。就适用于影视艺术的社会学而言，它必须包含以下：当代都市，区域文化，社会结构，宗教伦理。”可以说，卡曼的上述归纳，基本奠定了社会学渗透影视制作的四个方面。所以20世纪末，索罗金的《社会文化动力学与影视传媒》便针对以上四个方面，讨论了社会学理论引入电影制作之后，对电影所产生的影响。

具体而言，社会学理论的基本概念对中国新世纪以来的影片制作产生的影响有以下三个大的方面：

首先，社会学理论为中国影片制作提供了新的题材内容。以往的中国影片拍摄，多将演员的演技、故事情节的发展、影片的选景与画质等内容视为重要部分，而对于社会学涉及的四大主要元素的关注则略有不足。而伴随着社会学理论对中国影视界的影响，中国影片里出现越来越多的社会学要素。对当代都市的关注，就出现了不少新作，例如《单身男女》《第36个故事》、电影版《奋斗》等，都是在社会学理论的启发下，对当代都市给予了相当大的关注，这些影片选取当代都市为表现对象，是社会学理论在影视制作中的新发展，因为在社会学理论中，成熟的都市文明在社会学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核心角色。而对于区域生态文化的关注，便激发了《我们诞生在中国》的制作，该影片在展现中国特有动物品种的基础上，传递着重视环境保护、营造健康生态的理念。上述影片的出现，都是深受社会学理论的区域文化要素影响而成，值得注意。在社会结构方面，新世纪以来的电影制作也加以积极反映，例如久负盛名的《十八洞村》，讲述的便是今天改革时代中社会结构的变迁，虽然主旨在于表现党中央和政府精准扶贫政策的成功经验，但无论在选材加工还是艺术表现方面，都实现了很大的成就。在宗教伦理方面，也有不少导演和编剧注意到了这一题材，拍摄了涉及宗教题材的影片，《天下无贼》在影片开始便曾涉及西藏佛教的场景，这在20世纪初的电影中还是较少见的，但到了《冈仁波齐》，则完全是讲述藏民信仰的专题影片。以上这些案例，已经足以证明社会学理论在题材方面，对新世纪以来的电影制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其次，社会学理论为中国影片制作提供了新的方向。电影制作依靠的艺术理论当然以电影理论为主，但是也不能单纯依靠电影理论。任何新兴的文艺理论都会为电影制作注入新的活力，这是电影艺术发展历程中的经验之谈。例如生态美学理论引入电影制作后，便为电影制作提供了新的方向，其代表作品即《我们诞生在中国》，这部影片无论是对自然生态的记录，还是对动物生态的介绍，无不展现着生态美学的元素。这说明新理论的出现，可以为电影制作开辟全新的领域和场面。社会学理论自然也不例外,这门学科的构成要素几乎奠定了电影艺术的底色。在社会学理论引进电影的过程中，电影制作的方向也在发生着悄无声息的变动。如果对比20世纪90年代中国影片与新世纪以来影片的制作方向，便不难发现中国电影的发展方向正在经历一个相当显著的变化：由此前的重视日常生活的拍摄方向转向了目前重视社会、宗教、都市等要素的拍摄方向。而造成这种方向转变的重要因素，恰好便是社会学理论的引入。这样来看，社会学理论的确为新世纪影片的拍摄带来了革命性的启发与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