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是我们党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关键会议。全会专门研究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问题并作出决定，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是党中央从政治上、全局上、战略上全面考量，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作出的重大决策。全会审议通过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深刻阐释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和总体要求，并对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等13个方面的制度作出战略部署，其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排在第一位，充分彰显出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最大的制度优势。党的领导制度是国家的根本领导制度，统领和贯穿其他12个方面制度。

“中国之治”，由人民开辟；办好中国之事，关键在党的领导。党的领导要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否能实现现代化，能不能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关键在党，关键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政党社会学视野下的政党与国家治理

政党是现代国家政治运行的重要组织基础，也是除少数传统国家和军人独裁政府之外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政治现象。现代政党率先崛起于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既是现代国家建设的产物，也是代议制政治体制中联系国家与社会的桥梁。政党政治是现代西方国家治理体系的鲜明特征，但西方国家政党与国家、政党与社会的边界比较清晰，关系比较简单，而我国政党与国家、政府、社会的关系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独特性，这将如何影响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为什么说党的领导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最本质的特征？为什么党的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和难点？如何推动党的治理体系现代化？本文将尝试从政党社会学角度进行简要分析。

顾名思义，政党社会学以政党为研究对象。政党的起源、建立、发展、壮大、解体和消亡，政党成员的招募、管理，政党与社会和国家的关系等，都构成政党社会学的经验研究对象。政党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对象包括政党的社会基础、制度环境、组织结构和意识形态等。政党社会学就是运用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研究政党的社会基础、组织结构、运行机制和意识形态等问题的社会学分支学科。韦伯是政党社会学的奠基人，米歇尔斯、李普塞特等学者进一步发展了政党社会学理论。有学者认为，政党社会学可分为“社会中的政党”与“政党中的社会”两种研究路径。前者关注政党－社会关系，比如政党的社会基础和社会功能；后者关注政党内部构成的“小社会”，即政党内部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前者是政治社会学的路径，后者是组织社会学的路径。政治社会学的路径更关心政党与外部环境的互动，而组织社会学路径更关注政党内部的组织结构和机制。

政党社会学对欧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政党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但对新兴民族国家研究还很不充分。如何解释新兴民族国家（特别是建国早期）普遍存在的一党制或一党独大制？有学者对国民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和社会动员做了很好的探索，但当前学界从政党社会学角度深入研究党在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的地位、作用、机制的研究尚不多见。

从《决定》对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等13个方面的制度作出战略部署可以看出，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不是狭义的国家（政府）治理体系，而是包括党的治理体系（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政府治理体系、企业治理体系、市场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体系等在内的广义的国家治理体系；不但包括政治治理体系，还囊括了经济治理体系、文化治理体系、生态治理体系等多个领域的治理体系。其中，党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党的领导体现在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可以说，党的领导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不同于西方国家治理体系的最本质特征。抓好党的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是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变革中最根本、最关键的工程，是保证政府治理体系、企业治理体系、市场治理体系、社会治理体系等现代化建设工作方向正确、道路正确、制度正确的决定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