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卫生组织2017年2月23日在日内瓦发布的关于抑郁症的全球统计报告显示全球约有3.4亿人患有抑郁症，中国发病率为4.2%[1]。是全球抑郁症人数最多的国家。抑郁症又称抑郁障碍，是以心境低落为主要临床特征的精神疾病。抑郁症是一类情感障碍或心境障碍的疾病，发病与生物遗传因素密切相关。抑郁症不但对个体造成极大的痛苦，而且给家庭、社会都会带来很大的经济负担。以史为鉴研究它的前世今生对于医生、患者、患者家属、普通大众理解这个疾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医学专业人士、患者及家属对一个疾病的理解又直接关乎该病的诊疗方案的制定、患者的遵医嘱性、疗效、预防、预后，因而从史学的角度探寻抑郁症在中国的发展路径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同时大众对抑郁症的深入理解又能反过来文化塑形该疾病的建制从而影响抑郁症在未来的动态建构，倒逼抑郁症诊疗技术以及相关产业的进步，因而抑郁症历史脉络的梳理研究又具备社会意义。

1抑郁症在西方的起源和发展

希波克拉底以“melancholia”来描述黏液或黑胆汁阻滞淤积而致情志混乱。古希腊名医阿里蒂亚斯则将忧郁症定义为“无原因的麻木或严苛、沮丧或过度散漫”。古希腊有关忧郁症的概念随着文明的传承在公元10世纪左右传入波斯和穆斯林世界，并进一步发展和演化。抑郁症的临床观察与科研始于19世纪中叶。抑郁症作为一个精神医学概念19世纪才开始使用，并逐渐流行开来。抑郁症在西方大致经历了melancholia从状态到疾病(公元前到公元14世纪)、从melancholia到depression(14世纪～19世纪)、从双相障碍到单相抑郁症的分野(20世纪～21世纪)三个主要阶段。

2抑郁症相关病症在中国古代的起源和发展

抑郁症一词的建构来源于西方，是个舶来品，但中国古代与此类似的郁症，属于情志病则在古代典籍中已有记载数千年之久。

抑郁情绪的描写可追溯至秦汉时期的《黄帝内经》，书中记载有大量描写“忧、悲、不乐”等与抑郁相仿的情绪。并认为抑郁的发病机制有个体遗传体质、脏腑功能失调、其他疾病的影响等因素。“郁症”一词也出自《黄帝内经》。汉代张仲景[2]在《金匮要略》中 “喜悲伤欲哭，相如神灵所做，数欠神” 以及对“百合病” 的描述与今天对抑郁症的核心症状心境低落颇为一致。 元朝朱震享[3]在《丹溪心法》中将郁分为气郁、湿郁、热郁、痰郁、血郁、食郁六种。中外学者普遍认为明朝张介宾所著的《景岳全书》是我国最早的把抑郁症定义为独立的临床疾病类别的典籍[4]。作者称此病为“郁”，并将其细分为怒郁、思郁、忧郁三个亚型，分别代表过度愤怒导致的怒郁、过度思索导致的思郁、过度焦虑导致的忧郁，而最后一类的忧郁已经非常接近今天的抑郁症诊断标准了。

3抑郁症在中国现代的社会文化研究

中国学界对于抑郁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医学、生物学、心理学，偏重自然科学的范畴内研究。从社会文化角度探讨抑郁症在中国本土化的社会机制的文献较为有限。台湾学者宁应斌、何春蕤的“民困愁城：忧郁症、情绪管理、现代性的黑暗面”属汉字作品中较多社会学反思，理论性较为丰富地系统阐述抑郁症的专著。大陆学者萧易忻的“抑郁症在中国产生的社会学分析”基于“国际”、“国内”两个视野以及“社会结构”、“社会建构”两方面为矩阵所组成的框架，以社会学分析的架构构建了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抑郁症是如何产生的。陈剑梅[5]的文章“‘神经衰弱’何以变成‘抑郁症’：一种社会学视角的分析”以社会学的视角从国家政治、全球化背景下话语权的争夺等维度探讨抑郁症这样一种社会性起源、文化建构的疾病是如何从神经衰弱转变而来的。Arthur Kleinman[6]于20世纪80年代的在《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现代中国的抑郁、神经衰弱和病痛》一书中通过医学人类学的方法在湖南医学院以田野调查的方式通过以神经衰弱(中国最常见的医学和大众诊断之一)、抑郁(世界范围内最为流行的一种精神疾病诊断，然而在中国尚未流行)、躯体化(个体和社会表达痛苦情感的方式)三个问题为抓手，以西方主流的文化本位解读了当时中国人的病痛体验以及精神疾病是如何与文化关联在一起的。胡亚云[7]的文章“关于抑郁症的社会学思考”描述了我国抑郁症滋生的一些社会问题如社会变革带来的生存压力、人际关系疏远、价值观念多元化等多种增多的心理应激因素，但并未进行深入地理论剖析。何伶俐[8]在其论文“抑郁症在中国的传播”中大致梳理了神经衰弱和抑郁症的诊断变迁历史，但仅限于诊断标准的粗线条梳理，认为二者之间的文化分歧是由于东西方文化中身体观与疾病观的差异所致，认为神经衰弱向抑郁症的躯体化转变的原因是由于西方医学标准在中国遇到了文化适应问题。其认为在我国抑郁症取代了神经衰弱，并认为抑郁症在我国目前备受推崇的原因是因为西方文化及其精神疾病诊断标准在全球化背景和趋势下对中国的扩张以及西方医药市场这些获利者在背后推动的结果。笔者认为此文中抑郁症取代了神经衰弱的说法不够严谨，尽管大部分精神科医生已经不再下神经衰弱诊断了，但其他科室医生以及中医仍会下这个诊断。神经衰弱约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循不同途径从西方传入我国，历经半个多世纪在中国的医学教育和医学实践中契合了中国的民族文化中以躯体化表达情绪的特点得以生根发芽，即便这个诊断在主流西医系统内已经严重萎缩了，在民间却根深蒂固，而且已经被中医采纳吸收了。而美国西蒙弗雷泽大学的Jie Yang在MentalHealthinChina:Change,Tradition,andTherapeuticGovernance一书中则强调中国政府运用精神疾病的概念来满足政府和市场的需求与利益,解决社会、道德、经济和政治障碍而维护社会稳定。学者刘国香[9]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认为抑郁症是医学问题中的文化事件，人们对其定义和症状的理解、表达和称呼都具有较大的历史连续性，随着文化、心理、宗教和道德对身体以及社会诠释的改变而改变。此文中提到1980年以前几乎所有的医生都不知道有抑郁症这个病的说法缺乏事实根据。根据笔者口述访谈老一辈著名精神科专家舒良、刘破资、李丛培等都证实了抑郁症一直都是精神科的疾病，只不过诊断标准与当下有差异。实际上，TheNorth-ChinaDailyNews在1893年～1937年有4篇忧郁症相关文献[10-13]，The China Press在1911年～1938年中有5篇忧郁症相关文献[14-18]。说明抑郁症(也译作忧郁症)至少在清末民初已传入中国。1937年青木义作[19]在《同仁医学》杂志上的文章“误为胃肠病之忧郁症”、1942年《新医药观》的广告“武田牌新药介绍(共百零七)：忧郁症治疗剂：最得灵片”[20]、1949年《医药世界》的医药问答文章“金**君来问忧郁症的治法”[21]等医学期刊中涉及忧郁症；此外，在文艺作品中1935年《春色》杂志的小说“女人、咖啡、忧郁症”[22]、1935年《小说》中的“副型忧郁症”[23]、1936年的“诗林双月刊”中的诗歌“忧郁症”[24]、1937年的《妇女生活》中的“谈青年的忧郁症：不是家书之十八”[25]都有提到忧郁症，可见民国时期民众对此症已有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