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2020年的新冠肺炎不单是医学问题，也是一次严重的社会危机。距离SARS（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已经过去17年，国家在医疗设备、诊疗手段等方面都实现了飞跃式进步，但是与此次疫情相伴而生的网络谣言却对社会发展构成威胁。从社会学视角分析新冠肺炎下的网络谣言，符合网络谣言集体性传播特征，有助于发现新特点，从而导向宏观的传播机制。

二、网络谣言的社会成因

谣言在中国最早有“谣诼”之称，始见于屈原《离骚》“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学术界关于谣言的最新定义为“一个未经证实的信仰命题，对积极参与其传播的人具有现实意义”。（Rosnow and Kimmel 2000：122）。谣言的信仰本质，使其不仅作为缺乏真实性的话语在群体中传播，从中更可窥见时下对一个群体而言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或事件，这一点与无意义的闲聊即流言明显不同。所以谣言与流言虽然共享非真实性等基本要素，但在重要性与相关性上存在显著差异。

依据谣言引发焦虑的能力不同，可将其进行二分类：恐惧谣言和愿望谣言（Rosnow，Esposito，and Gibney 1988）。该分类同样适用于网络谣言，本文将重点关注恐惧谣言，即具有可怕或不良的事件或结果的网络谣言。

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针对1942年美国“珍珠港”事件指出谣言形成的两大必要条件——事件的重要性和信息的模糊性。推而广之，由于网络社交具有比传统社交更加凸显的匿名性、开放性、丰富性和异步传输性，谣言数量和传播速度可以在短时间内呈几何级数增长，被放大的集体传播效应在提升事件重要性的同时增加信息的模糊性。因而，事件的重要性和信息的模糊性依然可以作为解释网络谣言社会成因的依据。

此外，二人还提出谣言传播过程中的3种基本机制：削平、磨尖和同化。该理论在当时仅针对口头传播，但是同样可以作为研究网络谣言传播的有效分析工具，而且表明网络谣言在大多数情况下并非个体独创，而是群体行为累加的结果。所以初步断定网络谣言的传播机制已经从根本上转变为一种基于群体的社会互动。［2，3］

三、疫情中的网络谣言传播分析

分析之前，笔者以“抢购双黄连”事件为例，对其传播过程做一个简短的回顾。

2020年1月31日，某报社官博发布信息，大意为双黄连可抑制新冠肺炎。数小时后，作为常见中成药的双黄连卖断货，网络谣言随之蔓延：“抑制”变成“治愈”，双黄连的功效被无限夸大，促使抢购热潮不退反增。2020年2月1日，该报社官博辟谣：抑制不等于预防和治疗！请勿抢购自行服用双黄连口服液。辟谣很快得到部分网友的积极回应并接力转发，但是早先存在的网络谣言已经发生畸变。一时间，辟谣与畸变后的谣言在网络同步传播，部分网友在第一波畸变谣言的基础上曲解辟谣内涵，第二波谣言随之兴起。

回到3种基本机制：削平、磨尖、同化，这里笔者先将该理论从群体下降到个体层面，把削平、磨尖、同化视为谣言传播中个体接受信息的4道防御围墙：选择性接触、选择性注意、选择性理解、选择性记忆。通过上述案例不难发现，传统意义上个体接收信息的第一道防御围墙——选择性接触，已经被互联网的信息级联效应［4］打破，即个体在网络空间聚集成为新群体后，网络的匿名性使得个体很难确认群体中消息来源的可靠性，只能通过观察和跟踪他人的行为加以判断。而第二道围墙——选择性注意，在网络背景下也几乎形同虚设。综上，个体在网络谣言中能够保有的防御围墙仅存“选择性理解”和“选择性记忆”，这时再由个体上升到群体，可以对应到三大基本机制中的“磨尖”与“同化”，故“削平”机制在本文不再分析讨论。

“磨尖”与谣言的公众关注程度呈正相关，［5］通常出现在谣言再造过程中，即个体从大量背景材料中选择数量有限的细节加以知觉、记忆和传播的现象。上述案例中，与双黄连谣言同时期产生的其他谣言在传播广度、深度、效度上远远落后，这正是“磨尖”机制与公众关注度互补产生的后果。笔者认为，除了公众关注程度解释“磨尖”机制外，运用斯托弗提出的“相对剥夺感”理论可以从群体行为角度进一步阐释。相对剥夺感是指当人们将自身处境与某种标准相比较，发现自身处于劣势时产生的受剥夺感。推广到网络谣言的传播中，即个体在获知谣言后并非立刻判断真实性，而是从群体信息中产生受剥夺感，比如看到他人都买到双黄连而自己没有。所以个体由于“信息相对剥夺感”主动转变自身在网络中的劣势地位，往往在不经意间完成“磨尖”环节，从而推动网络谣言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