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嘉年华》的导演文晏的第二部剧情长片，该片以女童被性侵为题材，讲述两名女童遭性侵之后的处境，她们承受着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压力，遭受二次伤害。《嘉年华》的导演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出于对社会现实的关切而选择这一冷门题材拍摄，希望能获得大众关注，促进这类社会问题的改善和解决。除此之外，《嘉年华》还有一类弱势群体不可被忽视，那就是“黑户儿童”小米，她无父无母，独自在异地他乡漂泊流浪。导演未对其悲惨遭遇作详细介绍，但小米是破获性侵案的关键人物，她的成长和选择是导演的希望所在。

一、被压抑的受害者

《嘉年华》讲述了一个女童被性侵的故事，但导演关注的不是性侵本身，而是女孩被伤害后各方势力之间的博弈。电影中存在立场对立的两大阵营，一方是被压抑的受害者以及站在受害者一方的人；另一方是加害者以及与加害者为伍的为虎作伥之人。

影片中，实施性侵的刘会长是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士，而且人脉甚广，可谓树大根深，以他为中心的警察、医生等人物组成了加害者群体，他们虽然没有直接伤害，但他们包庇、纵容加害者，妨碍司法公正，破坏社会秩序，让受害者难以维权，亦是社会的蛀虫。而观众跟随王队长（被刘会长收买）的调查轨迹，可以发现此类事件屡见不鲜，相关人员的遮掩手法更是轻车熟路：宾馆经理事先将与案件相关的监控视频删除，宾馆服务员对此事缄口不提，甚至作伪证说从未在宾馆见过刘会长。电影的表现手法非常简洁，需要观众将诸多细节联系起来才能察觉其中的恐怖之处，可谓“微言大义”。宾馆工作人员的圆滑表明他们非常清楚案件嫌疑人的社会地位，而他们能做的只是忍气吞声，力求自保，甚至不需要有人来威胁他们，他们便自动站在加害者一边，明哲保身。这种冰冷的现实令人绝望，但更令人愤怒的是当受害者方的郝律师向王队长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可以逮捕刘会长时，加害者使出了更恶劣的招数，他们买通医生让其作假证，在媒体面前宣布小文和新新并未被伤害。这一招釜底抽薪抹杀了事实，将受害者推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她们不仅得不到公正，还会被诬蔑为栽赃社会名人，刘会长不仅在法律方面断了被害者的维权之路，还在社会舆论上打压她们，让她们难以翻身。面对狂风暴雨式的打击，两个年仅12岁的懵懂女孩能做什么呢？她们只能如浮萍一般在风雨中飘摇。

被伤害的女孩有两个，一个叫小文，一个叫新新。导演更多地将目光集中于小文身上。小文身处离异家庭，跟随母亲生活，母亲爱跳舞，经常夜半不归；她缺乏父母的关爱和陪伴，内心缺乏安全感，而这样的孩子在心理上大多依赖年龄较大的人，渴望获得关注和保护。影片中有一重要细节——刘会长是小文的干爹，刘会长曾是小文父亲的上级，小文父亲为了和刘会长拉近关系，所以让女儿认刘会长为干爹。小文心里是信任这个干爹的，所以愿意跟他走，但随后遭到的伤害是她始料未及的。影片中小文遭到伤害后，不敢声张，眼神空洞、麻木，内心极度恐惧，她心中对长辈的信任和崇拜已然坍塌。

小文妈妈知道自己的女儿被伤害后，坚定地站在小文身边，想为她讨回公道，但是她对小文的态度却并不合适。任何一个遭受伤害的人都需要安慰、理解和鼓励来平复创伤，更何况是小文这样心灵脆弱的孩童，但小文妈妈害怕他人的指指点点，转而将内心痛苦发泄在小文身上。影片中有一处细节，当小文伤害案立案后，周围的邻居都知道了小文的事，妈妈便不敢出门，买菜也是指使小文去——人言可畏，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应反思自己，面对受害者，对她们友善一些才是惩恶扬善的正确方向。影片中，小文不仅要承受外人侧目，还要承受妈妈的误解与伤害——妈妈毁坏了她的裙子，剪掉了她的头发。女性在性侵事件中总是处于弱势，社会舆论更多是对女性提出批评和指责，要求完美受害者，而即使是受害者的亲人也无法摆脱这种思维，妈妈就认为是小文漂亮的裙子、美丽的长发，这些鲜明的女性特征为她带来了灾祸，她认为只要毁掉、藏起这些美好的、吸引人的特质就能保护小文。然而她不知道这种想法实质上是对小文作了有罪论定。

二、符号隐喻——被观看与被规训的女性

电影是视觉性艺术，其语言是镜头，导演将一个个镜头拼贴、组合起来，向观众讲述故事、传达思想，《嘉年华》的导演在影片中通过镜头向观众呈现了大量的符号，以此隐喻现实。索绪尔认为符号有两层含义，一是表层含义，即能指；一是深层含义，即所指。符号的所指是符号的核心，是符号的意义所在。所以只有深入解读《嘉年华》中符号的所指才能明白影片的内涵。